牵连犯之于我国刑法理论讨论与刑事司法裁判,始终是一个异常复杂且颇有争议的命题。一方面,缘于我国刑事立法未对牵连犯作出明确详尽的规定,规范付之阙如直接导致了司法裁判对于牵连犯的认定与处断缺乏必要标准,“同案不同判”的情形屡有发生。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刑法学界对牵连犯的基本概念、核心特征以及处断原则等方面尚未完全厘清,甚至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难以发挥其应有的指导作用,更加剧了牵连犯司法适用的混乱。鉴于牵连犯立法与司法、理论与实践双脱节之现状,可尝试从具体裁判案例出发,探索一条以实践反哺理论、以司法促进立法的全新道路。基于实证分析,可从以下几个维度具体展开:就牵连犯的罪数而言,进行罪数判断时,一方面应对犯罪事实、影响刑事责任的因素进行全面、整体的考量,适用的犯罪构成需能全面反映行为的法益侵害性,另一方面不能适用多个犯罪构成评价对同一法益的同一次侵犯过程中的行为,因此,应将全面充分评价原则、禁止重复评价原则作为罪数判断的基本准则。在此基础上,目前理论界存在以犯意、行为、法益和构成要件等要素为标准判断罪数的学说,因之构成要件标准说在综合考虑各个要素的基础上进行构成要件符合性的评价,相较于其他学说,其在理论层面避免了对要素的单一考量,与犯罪本质更为贴合,故其较适宜作为罪数判断的标准。而牵连犯实施了数个犯罪行为,侵犯了多个犯罪客体,数个相异的犯罪行为分别触犯了我国刑法分则中规定的不同罪名,在一个犯罪目的支配下存在数个不同的犯罪故意,因此,牵连犯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实质上都是数罪。一般认为,认定牵连犯的关键即在于明晰牵连关系的判断标准。手段与目的或原因与结果关系、通常内在关系、因果关系、犯罪构成包容关系是司法实践选取牵连关系客观标准的四种不同观点,而出于严格限缩牵连关系成立范围的考量,便选取通常关系说为牵连关系的客观判断标准。并从司法实践层面进行推导,将司法实践通常认定为牵连关系的行为确定为动态补充调整的牵连关系类型化清单。在判定行为间是否成立牵连关系时将行为性质与类型化清单进行比对,若符合清单则可进入下一阶段的主观意图判断,若不符合清单则由法官综合判断行为性质、前后行为发生的概率来进行牵连关系客观层面的判断,以此提升司法裁判的效率。而牵连意图的判断需综合考虑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单一的犯罪目的及是否认识到数个行为间具有手段与目的关系或原因与结果关系。我国司法实践对于牵连犯处断原则的选用为“从一重处断”“从一重从重处断”“数罪并罚”三种。综合考虑牵连犯行为人具有犯罪目的的单一性,在责任评价上具有一罪性,可以将其实施的具有通常联系的数行为包括的视为“一行为”及罪责刑相适应原则,选取“从一重从重处断”较妥。但是,牵连犯毕竟充足了数个犯罪构成,成立数罪,只是因为主观恶性较小等原因不实行并罚而选择从一重从重处断,因此,该处断原则中的“从一重”仅是刑的吸收而不发生罪的吸收,该原则仅适用于量刑而非定罪。此外,由于犯罪宣告的本身,同时也是宣示行为人行为犯错的地方,所以罪的宣告应同时指明牵连犯行为人所犯重罪与轻罪的罪名。故而,可将牵连犯之概念重新阐释为:行为人以实施某一犯罪为最终目的,出于数个相异的犯罪故意实施的数个行为触犯不同罪名,行为间具有手段与目的或原因与结果之通常关系的罪数形态。另可订立牵连犯司法裁判规则:首先,对行为事实进行充分但不重复的评价,行为需符合两个以上犯罪构成要件;其次,界定清晰行为数量为复数并确定数个行为间具有通常联系;最后,认定行为人存在牵连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