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的道教研究中，虽不乏卷帙宏富之作，然而关于道教前史——即她怎样在中国文化中孕育出来的过程——却普遍显得笼统浮泛，我的老师常金仓先生有感于此，近六、七年来差不多每届研究生都要安排一个有关的专题作为学位论文，试图通过这些专题深化认识，我的论文《道符的由来》就是这个总体计划的一部分。 就我所知，好几位专家强调指出，道符是道教研究亟待加强的领域之一。前人的研究在这方面虽做出相当大的贡献，但从思考方法到其具体结论，仍存在一定问题，主要是对一些影响道符产生的因素尚未追根寻源，有时割断了文化要素之间固有的联系，有时夸大了文字、书符材料等因素在道符产生中的作用，从而对道符起源研究带来若干消极影响。造成这个缺陷的主要原因在于有些研究者忽略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用一些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使这项研究渗入过多的先入之见。例如，道符固然是道教巫术的表现形式，由于古典进化论尤其是弗雷泽“巫术时代论”的影响，人们常常把它看成是中国史前巫术的遗存，于是总是到史前乃至三代的巫术中去找它的根源，其实构成它的因素或者根本就与巫术无关。又如，有些研究者在探索道符起源时，总是喜欢追求它的绝对开端，没有充分考虑这种思维的科学性。有的则对该问题作了简单的处理，没有充分估计道符问题的复杂性。有的则对地域因素的影响估计过高。这些直接指导道符起源的方法和理论，都必须要进行一番检讨，舍此道符研究就谈不上推陈出新。 本文试图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对前人的结论加以分析，同时提出自己的见解。本文认为，“巫术时代论”并不适合于解释道符的产生。巫术在春秋战国重新高涨是社会诸多因素参与的结果，影响道符的许多因素就产生于这一时期。还有一些因素如信用，虽然在不同时期表现形态各异，但相同的功能还是将它们有机的联系了起来。同时，道符构成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混入了一些巫术观念，而中国文字先天具有的象征、象形性经过造符者的加工，最终使得道符成为世界法术行列中最具中国文化特色的一种巫术形式。秦汉时期，求神问仙的社会风气以及持续高涨的巫术热情，最终促成了道符的产生。 文章大体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包括前三节内容，主要是为分析影响道符的因素作必要的前提准备。第一节主要说明了道符研究对道教以及对理解中国文化所具有的意义，认为道符研究不但必要而且还相当迫切。紧接着对古书上关于道符起源的几种说法作了简要地梳理，这样作既是对古代传说的一次澄清，也是对本文所用文化因素分析方法的运用。在充分肯定20世纪学者们对道符起源研究所取得成果的基础上，着重指出了以往研究中的不足之处以及本文所用的方法—文化因素分析方法。 第二部分是文化因素分析方法的全面展开，是文章的主体，由六节组成，主要是梳理各种文化因素如何影响道符。咒语是一切法术的核心，它与道符的关系是一种源与流的关系，咒语是语言化巫术形式，道符则是巫术语言书面化的表达。因此，咒语始终对道符有制约作用。其次，社会、生活领域广泛使用的符节契券，道符将这些现实中取信之物移用到鬼神世界之中。而上层社会弥漫的符瑞现象也给造符者以启发，道符的产生被宣布为是上天神授的结果，这显然是对符瑞形式的改造和利用。古人把天象与人事相联系，并创造出大量的人格神，这些神各有所司并管理人间百务，这种观念也被大量吸收，并且成为数量巨大的专门的星象符。中国的文字与图画关系密切，它们广泛使用于社会领域，并从中发展出沟通人神，驱使鬼神的功能，道士对两者尤其文字的大胆加工，最终使得道符成为最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法术。正是中国本土文化因素综合作用，道符得以产生。 第三部分是结论。道符是多种因素相互影响的结果，这些因素之间也存在着复杂的关联。信用功能、符命、咒语一般很难表现在符文上，但它们衍生出权力、神力却始终对道符有制约作用;道符上的星象符号、似图非图、似字非字的神秘化符号既反映出道教教义的部分内容，也反映出传统和现实的一些文化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