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丽江市宁蒗县红桥乡上拉垮普米族村地处泸沽湖机场空港区域内,机场的建设和使用使村庄表现出明显的流动性特征,对村庄的生态环境、生计方式、社会结构、传统文化等带来了显著的影响。那么,当地人对这一影响采取了怎样的应对策略,现代交通的发展所带来的流动性对于地方的重构发挥了什么作用,这一过程又是如何发生的?地方性是由特定的生态环境、生计方式、宗教信仰、社会流动等所形塑的,对上拉垮村普米族的迁徙过程、村寨历史、社会变迁的回溯发现,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当地人的一种社会机制和生存策略,但因为生计方式、生存环境、社会网络关系等的限制体现出较低的流动性和更高的固着性,影响和建构了村子的地方性特征。在机场建设之前,村寨的流动性主要通过道路的发展、生计方式的变迁、内外关系的联结展现出来。村寨经历了从马帮路到老路再到机场专用公路的发展历程,地方不断发生着内外交织的互动,经历着从传统地方到“进步地方”的转变,使地方在建构过程中不断生产出多样性的特征。在机场建成之后,机场具有的张力促使商品、人、物、信息与外部世界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地处空港范围内的地方也被置于一个更大的空间范畴之中,上拉垮村在经济、文化、观念、社会等方面都表现出更为丰富的流动性特征,对普米族的生计方式、生态环境、社会结构、族群关系等方面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机场带来的流动促进了地方现代性的发展。流动与地方感是一种相互建构的关系,在生产现代性的同时又被现代性的地方所生产和消费。机场在科技体系、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所蕴涵的现代意味,使其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和使用表现出丰富的象征意义,对于探究空港区少数民族聚落的经济发展、社会文化变迁、民族团结进步等有着重要价值,同时,对空港的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路学”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