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对中国传统生存论史学形态—以皇朝生存论史学、正族—异族生存论史学和精英生存论史学为其表现形式—的批判，为他建构现代中国生存论史学思想并创造性地转化传统中国生存论史学形态提供了历史的前提和基石。正是在深入而系统地批判传统生存论史学的基础上，梁启超明确了生存论史学现代转化的方向，形成了以逆反地置换传统生存论史学的表现主体为方式而实现“史界革命”的“新史学”方案。现代中国生存论史学形态的三种主要表现形式和三个演变环节—国家生存论史学、民族生存论史学、国民生存论史学，—在梁启超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批判中第一次清晰地显露了出来。梁启超认为每一个国民都需要从通过对自身全体的历史的阅读中，即从自身历史的全部知识中，养成“国家思想”、“民族主义思想”和“国民思想”，理解国家为何物、民族为何物、国民为何；规定“新史学”必须能够供给国民以历史的全部知识，实际上就是要求每一个国民都必须对于自己的生命存在的社会性或外在性方式，对于自己的生命的表现对象，亦即民族、国家、社会（群、国民全体、社会全体），具有清楚的认识和自觉的意识。这就把国民对于自己的生命的存在方式和生命表现对象的理解和认识(知识)看作其生命存在的道德方式的前提。梁启超生存论史学思想是以民族生存、国家生存、国民生存为本位和核心内容的生存论史学思想，这种史学思想是以国民生存为其内在本质，以民族、国家生存为其外在表现形式，重构现代民族国家史学的思想。中国史学本质上是一种以历史上一定主体的生命存在和生命活动为历史描述和历史再现的主体和核心内容、并且以现实中的即活动着的人的生命存在和生命活动为终极关怀的生存论史学，而不是以一定的历史事件和历史过程为历史描述和历史再现的基本单元和核心内容，并且以追求（历史）知识和（历史）真理为终极价值的知识论史学或科学主义史学。一部中国史学史，就是中国生存论史学形态演变的历史。《新史学》发表以来的现代中国历史学，正是沿着梁启超所建构的现代生存论史学思想的轨道并照着这三个环节演变的。今天，中国历史学家依然生活在梁启超“新史学”时代，实践着梁启超的国民生存论史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