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前后,欧洲马克思主义运动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局。在理论上,马克思主义陷入教条和僵化,在政治上,苏联的斯大林主义体制失去了知识分子的信任。萨特直面左翼事业的这一艰难处境,试图在理论上回答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政治实践应该走向何方的问题,其思考的结果就是《辩证理性批判》。在《批判》中,萨特试图依托一种建基于存在论基础上的实践辩证法,对方法论、总体化的历史以及阶级等历史唯物主义重大问题予以重新理解。萨特的这一理论努力留下了许多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的第一章首先论述了我们在今天为什么要研究萨特思想。其次,对《批判》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做了简要的述评。最后,还对《批判》的理论目标和论证逻辑做了简要的介绍,以便为下文对萨特思想的论述做准备。本文第二章关注的核心问题是,萨特是如何在其实践辩证法的基础之上来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首先是厘清存在和认识的关系,萨特是在对黑格尔和克尔凯廓尔的双重扬弃中实现对存在和认识以及两者关系的理解的。在萨特看来,存在的根基在于物质性的劳动和革命的实践,而认识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存在方式。存在先于认识,抽象的认识结果总是在人们的实践活动中体验或反思得来的,因而“滞后”于存在。其次,要理解历史,只有用建基于人的实践(表现为需要、谋划、总体化、超越等)的辩证理性才有可能。辩证理性具有以下一些特征：(1)它的自我适用性及其主体的有限性；(2)辩证理性表现为不断生成着的总体化过程,以及对总体化运动中的各种具体的中介层次的关注；(3)与分析理性表现为认知不同,辩证理性表现为理解活动。前者只关注于静态化的结构和现象,而后者则试图在实践中理解一种动态的活动过程。最后,在面对社会历史的时候,萨特主张一种前进-逆溯的方法。这一方法是与实践本身的前进和逆溯的特性相关的,实践既表现为对过去的统一条件的逆溯,也表现为朝向未来的目的性的谋划。萨特具体讨论了这一方法的操作进路,强调个体和总体化的历史之间的双向互动,强调要在共时性和历时性的辩证统一中理解社会历史。第三章和第四章一起阐述了萨特运用逆溯的方法从个体的总体化实践推进到总体化历史的演进过程。因为篇幅过于庞大,所以分为两章来描述。第三章主要关注了萨特如何从个体的实践逆溯到作为一种总体化了的物性总体的逻辑过程。逆溯的起点是抽象的、简单的个人实践,个人实践表现为在需要的总体化中呈现出来的对周围物质环境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从个体实践出发,萨特看到个体实践之间凭借着物质性和第三方的中介而拥有一种相互性关系。然而,这种相互性关系只是超越了分散的多元个体实践,并没有实现一种统一化的实践。最早的统一化的实践是依靠作为总体化了的物质总体的必然性(实践-惰性Ⅰ)而实现的。将人的实践统一起来的物质总体的否定形式是匮乏,正是匮乏构成了现实历史中的暴力斗争得以可能的基础。而将人的实践统一起来的物质总体的肯定形式则是人造物,人造物以紧急性、利益和命运的方式将原本作为主体的人纳入自己的惰性系统之中。第四章讨论了更为复杂的实践形式——集合体的群列实践和群体的共同实践,并以此为基础讨论了萨特对总体化的历史的理解。如果说萨特讨论人造物,关心的是多元的实践是如何被物质性所统一起来的,那么集合体的实践关心的是分散的个人实践如何在物质的世界中构造出反对每一个个体的惰性力量的,这种实践-惰性的结构就是萨特所说的群列(此谓实践-惰性Ⅱ)。群列结构实现了成员之间在抽象上的同一和实质上的分离,集合体与其成员之间以及成员彼此之间处于某种他性和无能的状态之中。萨特发现,当处于特定的物质处境中的集合体的成员遭遇到内部和外部的压力的时候,一种自发的共同实践成为可能,这就是聚合群体的形成,它意味着人们对原来群列结构的临时性超越。在聚合群体之后,萨特还讨论了宣誓群体、组织群体和机构群体等不同的共同实践类型,正是在群体中,人们为了反对集合体的惰性而主动创造出一种新的惰性(此谓实践-惰性Ⅲ)。在分析了个体实践、集合体实践和群体实践等不同的实践形式以及人造物、群列和僵化机构(实践-惰性Ⅳ)等不同的惰性形式之后,萨特回到对历史的讨论。他认为历史只能表现为人们在一定的实践-惰性场域中的实践活动,是人们实践活动对惰性环境的总体化和人们的总体化实践不断被周围的惰性环境以及他人实践惰性化的辩证的循环过程。在此意义上,一种总体化的历史如果可能,那只能是一种群体的共同实践,而不可能有什么外在于人们的总体化活动之外的总体化者。所以如果历史是一种单一的总体化,那么它只能是一种“没有总体化者的总体化”。第五章讨论了萨特的阶级观。萨特同样是在他的实践辩证法(实践和惰性的双重结构)中来理解阶级的。运用他在对总体化的逆溯过程中所发现的一些辩证的实践形式,萨特对阶级做出了独具特色的讨论。首先,阶级是具有实践-惰性的消极存在,这表现为它是物的社会存在以及作为集合体的存在。其次,阶级从根本上说只能是一种实践。阶级实践表现出了复合性和有限性的特征,一方面,阶级实践总是同时处于群列、机构群体、战斗群体的复合的实践形态中；另一方面,一切阶级实践都只是从一种有限的角度来理解和改造周围的实践-惰性处境,总是表现为实践和周围以及内部惰性的持续的斗争过程。在此基础上,萨特从总体上说明了历史本身可以被理解为匮乏场域中的阶级斗争过程,并运用自己的概念工具分析了阶级斗争在法国的百年实践过程。在结语中,我认为,萨特用一种强调历史和主体的实践哲学范式来克服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弊病的努力,是对马克思源初哲学逻辑的某种复归。萨特对各种实践和惰性形式的讨论,深化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辩证法的内容,并为我们更好地理解社会历史以及更好地批判资本主义和官僚制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概念和思路。萨特的不足之处在于,过快地强调了惰性的实践本质(这一强调本身具有重大意义),而没有深入地去探讨各种具体的惰性结构。实际上,只有在对我们当下所处的具体的惰性环境拥有深入地理解之后,我们才有可能更好地改造现实,并在这种改造的过程中赢得更多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