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目前已经成为装备制造业大国,但还不是装备制造业强国。虽然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速度很快,但是装备制造业的核心零部件基本上依赖进口,例如汽车的发动机,电子集成电路的芯片等。由于国内装备制造业技术落后,出口厂商需要进口发达国家机器设备来提高产品质量,实现出口快速增长,即产生了“进口引致型出口”效应,但是“为出口而进口”战略的实施也抑制了装备制造业与中国本土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关联效应。装备制造业核心技术与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需要大量生产性服务的投入,而不是来源于加工过程。生产性服务内含的知识和技术决定了装备制造业的竞争力,但是由于生产性服务内置于装备制造业,中国装备制造业不能专注于自己的“核心能力”,并导致生产性服务业不能专业化发展。随着社会分工的深化和交易成本的下降,生产性服务将逐渐与装备制造企业垂直分离而专业化生产,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专业化的生产性服务将与装备制造业深度融合。本文首先用分工与专业化理论,研究装备制造业规模、交易成本与生产性服务外化的关系;然后研究第三次工业革命背景下生产性服务与装备制造业融合的原因、类型及效应等;其次分别用中国2002年和2007年投入产出表以及OECD投入产出表计算生产性服务业与装备制造业的融合程度;接着研究工业化国家的研发投入通过零部件、成套机器设备的出口对中国技术进步的影响,并研究生产性服务通过嵌入装备制造业带来的融合效应;最后研究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生产性服务与装备制造业的空间集聚,并考察上海生产性服务业对长三角两省一市装备制造业的影响。通过分析,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随着市场规模的逐步扩大,按照科斯的“市场规模限制劳动分工”原理,装备制造业垂直一体化的经营模式将会逐步解体,生产性服务将逐渐外化;但是由于中国信用体系不健全、法律纠纷不能得到有效的处理等因素导致契约维护成本很高,从而导致中国的市场交易成本还很大;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财政政策促进了生产性服务与装备制造业的分离。第二,通过1997年、2002年和2007年投入产出表比较分析,中国资本技术密集型装备制造业的生产性服务投入严重不足并大幅度下降,中国装备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中间需求率很低,但是2002-2007年间,中国装备制造业对科技服务的中间需求率增长很快,对信息服务的中间需求率大幅下降。另外,通过对OECD投入产出表的比较分析,中国装备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各细分行业的需求高于发达国家,而中国装备制造业的生产性服务投入低于发达国家。第三,中国国内研发资本投入对技术进步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主要原因在于研发投入不足和研发投入的结构不合理以及体制弊端。进口生产性服务等中间品获得对我国技术进步的影响最大,而成套机器设备进口获得的研发溢出对中国技术进步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原因可能是虽然从国外进口的机器设备本身技术含量比较高,但劳动力并不需要了解其中技术而只需会操作即可。第四,上海形成了生产性服务业与装备制造业的双重集聚,而江苏和浙江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逐渐成为长三角制造业集聚地区。上海研发服务业、批发零售业、商务服务业和信息服务业对长三角两省一市装备制造业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由于中国高昂的物流运输成本,再加上近几年来装备制造业获得的金融贷款大多进了房地产领域而没有进入实体经济,上海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和金融保险业对长三角两省一市装备制造业都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研究视角的创新。本文从生产性服务外化不足的视角考察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问题,并从生产性服务投入不足的视角考察中国装备制造业竞争力落后的问题。第二,理论方面的创新。本文所讲的生产性服务业与装备制造业融合主要是装备制造业的生产性服务投入程度、生产性服务业的装备制造业投入程度以及生产性服务嵌入装备制造业带来的装备制造业的升级等。第三,研究方法的创新。本文开创性地用WOID投入产出表数据来分析中国生产性服务与装备制造业的垂直分离程度,并对中国1997年、2002年和2007年投入产出表以及OECD投入产出表数据进行了挖掘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