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沫若自传》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部自传,开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作家自传创作热潮之先风。其创作始于1928年终于1948年,共一百二十多万言,囊括小说、杂文、散文、戏剧各类文体,集自传、日记、游记、回忆录各种体裁于一身,五花八门,体式博杂,改变了“东方无长篇自传”的说法。日本学者丸山升(郭沫若自传日文版翻译者)认为,郭沫若的自传和历史剧是他作品的“两根最重要的支柱”,他的自传“特别作为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形成史的一个典型”,“更不能被忽略”,“对理解近代文学、近代思想提供了前提,可以说是宝贵的资料”。然而,这样一部巨著,却被多部重要的文学史忽略了,成为中国现代自传研究及郭沫若研究中一个较为薄弱的环节。因此,本文选择《沫若自传》为研究对象,通过探究郭沫若自传的缘起、自传的叙述、及50年代以后郭沫若对自传内容的删改,深入郭沫若的自我结构,分析不同时期郭沫若对“自我”的不同塑造与指认,在个人与社会历史互动关系的呈现中实现对郭沫若的多维度观照,同时推动对《沫若自传》的深入研究。一、缘起:自我认同的危机。1928年,郭沫若写作了他的第一部自传《我的幼年》(现名《我的童年》),之后的几年内郭沫若写就了他自传中的大量作品。除了受30年代“自传热”的影响之外,对郭沫若那一段时期的心态作一特定考察,我们发现,促使郭沫若进行自传写作的根本动因在于郭沫若的自我认同危机,具体表现为民族国家危机、生存困境和身体焦虑。自传作为表现自我的最佳方式,在自传的写作中郭沫若的“自我”得到了重新确立,自我认同危机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减。二、叙述:“自我”形象的塑造。郭沫若自传的写作时间前后跨度长达二十年。在自传中,郭沫若对“自我”形象的塑造是不断变化的。将郭沫若自传写作的不同时期对同一人事的描述进行比较,是本章廓清郭沫若“自我”形象建构的方式。这部分内容主要分两节进行阐述:自传中的“自我”和自传中的“他者”。自传中的“自我”分述三个问题:身份(“自我”定位);叙述方式(“自我”塑造);形象(“自我”呈现)。自传中的“他者”主要选取在郭沫若自传中占有很重分量的鲁迅进行言说。三、删改:社会认同的旨归。郭沫若的自传创作终于40年代末,1958年编写《沫若文集》时,郭沫若主动对自传中的内容进行了删改,其中包括:关于“自我”的删改;关于“他们”的删改;关于社会的删改。删改亦是郭沫若对“自我”形象的一种塑造。在对前后版本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到郭沫若对自我的不同认知和建构,由此呈现出的不同的自我形象,以及从一个侧面折射出的个人与社会时代发生互动的复杂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