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考察清末民初南昌的士绅阶层与地方政治，论述地方社会卷入“大变局”的历史过程，探讨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内在机制。全文分为六章，共约18万字。 清末民初，中国传统社会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时期，不仅国家的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发生了急剧的变革，地方社会的权力体系与精英阶层也经历了重组过程。以往的有关研究，大多忽视国家与社会、传统与现代的互动关系，难以充分揭示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内在机制。因此，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深入探讨国家与社会、传统与现代的互动过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 清末新政时期，由于废除科举制度，士绅阶层失去了传统的政治优势，一度趋于分化与解体。但与此同时，清政府推行的发展实业、新式教育及地方自治等改革措施，又为士绅阶层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这一时期，江西地方政府为了推行新政，设立了一批新的行政机构，地方社会也相应成立了商会、自治会、谘议局等新式社团和自治机构。南昌士绅借助于这些新式社团和自治机构，广泛参与各种地方事务，在角逐地方权力的过程中实现了社会重组。新式社团和地方自治机构的出现，分享了地方政府的行政权力，促成了地方社会的自治化进程。辛亥革命时期的民团，集军政大权于一体，确立了以士绅为主体的地方自治体制。 从清末至民国初期，南昌士绅积极创办新式学校，逐渐成为地方教育行政的主导力量。由于士绅阶层竞相追求新学历和从事新式教育，造就了大批以新学为依归的新型士绅，导致了士绅构成的转型，尤其是形成了留学生这一特殊的知识群体。然而，无论是接受新式教育的知识群体，还是传统科名的拥有者，他们在地方社会中的地位及作用并无根本区别。民国初期，南昌士绅既拥有传统的社会文化资源，又获得新学这一新型文化资本，既控制各中文摘要种地方事务，又介入各级地方行政，对地方政局实现了全面控制。 民国初期的议会制度，为士绅阶层提供了新的的政治舞台。由于议会脱胎于清末的诸议局，因而既吸纳了留学生之类的新士绅，又包容了清官僚之类的旧士绅，这就必然导致地方政治派系之争。此后，随着现代政党的发展，议员们先后分化为国民党与进步党、合群社与说言社，使政治派系之争日益形式化。这一时期的南昌同乡会等社会团体，也都卷入了议会党派之争，这说明议会之争实际上导源于地方权益之争。清末至民国初期的南得铁路之争，集中地反映了南昌地方政治派系的演变趋势。 在清末民初的“大变局”中，南昌的社会文化传统一度受到冲击，但并未出现断裂，而是得到了持续发展和不断更新。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士绅阶层通过创办慈善事业、重建神庙祭祀系统、加强宗族建设、扩大族际联盟等形式，继续宣扬儒家的道德观念，维护以传统礼教为基础的社会秩序。更为重要的是，在士绅阶层创办新学、推进地方自治、参与议会政治等“现代化”活动中，各种传统社会文化资源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和转化，从而实现了传统与现代因素的有机结合。 清末民初南昌的社会变迁，集中地表现为士绅阶层的转型、新式教育的发展、地方政治派系的形成和社会文化传统的更新。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演变趋势是对外部环境的适应过程，或者说是被动卷入“大变局”的结果。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地方社会己经失去了发展活力，而是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特有机制。至于这一社会变迁过程的区域特征与历史意义，仍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