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上的传统捕鱼权主要以习惯国际法的形式存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群岛水域制度中也有所提及。在习惯国际法上,综合相关国际判例和国家实践可以得出,传统捕鱼权一方面得以承认、尊重和保护,另一方面也要受到相应的限制、约束和管理。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设置的不同水域制度中,群岛水域制度明文规定沿海国应尊重和保护传统捕鱼权,在领海和专属经济区内习惯国际法上的传统捕鱼制度仍然继续存在并发挥作用。从法理上说,国际法院、仲裁庭判定传统捕鱼权的依据在于习惯国际法对属于私人或群体的“既得权”的承认、尊重和保护,而传统捕鱼权正是渔民群体通过传统方式、长期持续地进行捕鱼实践获得的既得权。综合国际私法上的“既得权说”,国际判例对于私人取得权利的认定惯例一向是不问权利“出处”,只要满足构成要件,则将其作为“既得权”进行保护。而传统捕鱼制度的落脚点在于保护渔民群体赖以生活生计的传统捕鱼活动及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从性质上看,国际法上的传统捕鱼权是归属于个人或群体的私权,不得将其视为国家所有的公权;同时,传统捕鱼权对主权、管辖权没有实质性影响,只构成沿海国承认、尊重并保护的限定性义务。虽然“历史性捕鱼权”与传统捕鱼权存在某些共性,传统捕鱼权在得到国家授权等辅助行为后可以转化为历史性捕鱼权,但二者在定性归属、认定要素和效力上存在诸多差异,历史性捕鱼权对渔业资源分配和海洋边界划定都可产生影响,应加以严格区分和界定。在认定问题上,传统捕鱼权的认定基本需要考虑四方面要素,包括传统的捕捞群体、限定的捕捞方式（包括船只、工具、技术和规模）、非商业的捕鱼目的及捕鱼实践要长期地、和平地、持续一段时间。不过在实际操作中,国际法院、仲裁庭在认定时并非按上述因素清单一一对应,而是结合个案的实际情况,综合考虑有关的因素进行判断;在证据和证明方面,相关国家对传统捕鱼活动的证明虽不一定严丝合缝,但仍需达到“相对充分”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