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对《公司法》进行了系统的修正,关于公司对外担保问题也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具体而言,一方面从法律上明确了公司对外担保的权利,并且在一定范围内给予公司章程选择该事项决策机构的权利;另一方面也明确划分了公司对外担保的类型,同时也授权公司章程自主规定对外担保的额度等。因此,其是相对比较成熟的立法。此次修正案中关于公司对外担保法律问题的规定有了一个质的飞跃,极大的丰富了我国公司对外担保法律制度的发展。在此之后的2014年及2018年的公司法修正案中沿用该规定,且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制定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草案）》及2019年9月11日通过《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都对该问题进行新的探讨。本文首先围绕《公司法》第16条的规范性质认定展开,通过系统梳理该条款规范性质存在的不同看法,从而认定该条款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接着通过理论与实务的结合,进而阐述该条款规范性质和公司对外担保效力之间的关系。即《公司法》第16条规定的性质是判断对外担保决议效力的根据,而非判别对外担保合同效力的直接依据。所以违反该条款并不是当然致使合同无效,合同具体效力应结合其他因素判断。其次,因为公司章程在公司日常管理中具有高度的自治权,这其中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对外担保事项,所以我们需要研究公司章程的不同规定对此带来影响。本文主要分析章程禁止或者未规定对外担保以及公司违反章程的规定对外的担保时合同的效力。由于公司对外担保资格是法定的,不以公司章程的规定而改变,故前两种情况并不会影响合同效力。而对于违反章程规定的对外担保主要涉及大于担保数额及决策机构不一致这两种情况。经过较为全面的分析,对涉及担保数额问题可以借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中有关借款利率规定,即应贯彻区分原则,对于章程规定限额内当然有效,超出章程规定部分以股东（大）会的主观态度而定。对于决策机构错位问题应该坚持股东（大）会作为公司的权力机关,享有最终的决策权。最后,在分析法律规定、章程规范的大框架下,从对外担保合同双方主体作为切入点进行探讨。作为合同当事人之一的交易相对人利益的得到充分保障的同时也应承担相应的审查义务,故首先分析其承担审查义务的合理性,从而判定其主观善意。又结合最新的司法案例进一步阐明相对人的审查限度及审查范围。作为该合同另一当事人公司,因其行使权力的主体主要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高管,所以探讨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高管的越权担保行为的法律效力及责任承担问题。当公司法定代表人构成越权担保时,如果相对人是善意的,则符合了《合同法》第50条关于表见代表的规定,此时合同有效,公司承担相应责任。如果相对人是恶意的,因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合同效力,故探讨引用无权代理规则。即依据公司的主观态度而定,若追认,则有效,亦应承担责任;若未追认,此时若仍然适用无权代理规定,仅由越权代表人承担责任有失公平,故依据《民法总则》第171条第4款规定,应按照各自的过错承担责任等。而对于董事、高管的越权担保行为,应结合公司具体情况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