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于湖北郭店楚墓的《老子》《尊德义》等十六种先秦竹简文献,跨越了儒、道、墨三个主要先秦诸子派别,涵括了孔子、子思、孟子三个主要儒家代表,是继银雀山汉简《孙膑兵法》、马王堆帛书《老子》、定州汉简《论语》之后,又一批十分难得的先秦诸子研究新材料。通过对郭店楚简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某些先秦诸子难题的直接解决,还能启发先秦诸子研究新视野,为更多先秦诸子问题的解决提供有效可行的方案。在与儒家的学术思想考辨方面,通过考察郭店楚简《尊德义》和《成之闻之》所提供的语义背景,《论语》所讲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就可以得到较为接近原意的解释;换言之,先秦诸子的语义背景对于他们的思想表达非常重要。而作为“思孟学派”重要文献的《鲁穆公问子思》,其思想确实与《孟子》和儒家的相关说法有许多互相呼应之处;但是,我们还可以在孔孟之外的其它诸子文献如《墨子》《晏子春秋》中找到许多贴切的文体和思想对应,这表明先秦诸子的学术交往并不限于一个学派之内。因此,通过对多个学派的思想考察,是找出某种诸子学术主张的重要途径之一。此外,《尊德义》《成之闻之》《穷达以时》的一些言论,虽然可以在传世诸子文献中找到相类似的呼应表述,但是,在这些看似相同的表述中却蕴含着巨大的思想差异。也就是说,先秦诸子之间的近似言论,往往会在微小的不同中产生巨大的鸿沟。如果我们能够对这些异同之处进行深入的考察,对于揭示先秦诸子各个派别之间的不同学术立场非常有帮助。在与《老子》的学术思想考辨方面,郭店楚简《老子》与今本《老子》的诸多不同内容,为《老子》“家国天下”观的理解提供了多方面的文本根据,让我们看到了《大学》的说法不仅与《老子》不同,即使是道家后学庄子、韩非子的解释也不尽符合《老子》原意,《老子》想要表达的是一种以“道”为本的“家国天下”观。也就是说,充分考察某种诸子学说的特殊语义背景是理解他们深层用意的重要途径。因此,继续以这种观念对《老子》“小国寡民”、“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的文本背景进行考察,发现《老子》的这两种说法确有其切实的文本根据,而且在“大小”“器”“明”等概念的理解上均与其他先秦诸子有所不同,《老子》是想通过“小”的途径来做大,通过“不用”的方式来实现最好的利用,是希望能够通过这种“道”的做事方式,来引领社会走向安定和繁荣,为百姓谋取最大的福利。可见,在先秦诸子一些看似相同的说法或者概念当中,往往已经蕴含着各自不同的学术主张,通过对这些近似或者相同的说法进行深入的辨析,可以帮助我们认清先秦诸子之间的不同立场,理解他们的真正想法。在与墨家的学术思想考辨方面,郭店楚简《语丛四》所出现的“窃钩者诛,窃邦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义士之所存”这个句子,表面上是对《庄子·胠箧》“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的摘抄,实际上又同中有异,《语丛四》批评的是“义士”而《庄子·胠箧》批评的是“假仁义”;而在论述的方法上,反而与《墨子·尚贤》、《非攻》、《天志》、《鲁问》诸篇所讲的“知其大而不知其小”更为接近。由此可见,《语丛四》“窃钩诛,窃邦侯”的问题在轻微的差异之中就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学术不同,表明诸子研究不可专注一家,他们之间的学术同异亦不可忽视。因此,继续以这种视角对道家“左手据天下之图,右手刎其喉,愚夫不为”的“贵身”之说进行考察,不仅发现这种说法是对墨家“贵义”学说的半句截取,还发现儒、道、墨三家之间的不同学术主张,只要在文字表述上存在稍微的区别,往往已在学术立场上表现出明确的界限。此外,利用这种研究视角还可以看出,先秦诸子在提出新观念、新主张时所惯用的“以名定名”方式,往往在不改变原有概念的前提下,赋予这个概念以全新的意义内涵,来表达他们对于这个问题的新看法。由此可见,先秦诸子的学派划分并非我们所认为的那样界限分明,他们之间的学术渊源关系亦多模糊不清,甚至频频出现张冠李戴的混淆现象,而先秦诸子一些耳熟能详的学术观点也有待进一步明确。而通过贯通多家、深究背景、辨别异同的方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这些问题进行清理,还原先秦诸子的真正思想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