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夺得了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导地位，并期望凭借着自身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实现称霸全球的目标。美国军队越过太平洋和大西洋，已经影响到了西欧、地中海、中东乃至远东地区的政治和经济，从而获得了突破区域性霸权的时机。苏联成为美国全球扩张的障碍。战后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和亚非拉革命浪潮的高涨，以及在二战以后已成为世界政治大国和军事强国，因而使苏联获得从未有过的世界地位。美国在全球战略中，把苏联列为主要竞争对手。美苏冷战，便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冷战中，美国一直奉行遏制战略。杜鲁门政府奉行“遏制苏联集团”的战略目标。在欧洲，白宫通过马歇尔计划、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及一系列双边、多边协定和许多区域性组织，例如“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等来控制西欧国家。在亚洲，遏制共产主义势力的扩张自然是政策的主导，在中国问题上，杜鲁门政府千方百计希望中国加入到自己的阵营之中，最起码也要阻止中国与苏联结盟，但最终事与愿违。艾森豪威尔政府执政时期，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采取了以“遏制中国”为主要目标的战略。具体表现有：拒绝承认共产党新中国政府；反对新中国进入联合国安理会、大会及其他机构；坚持对新中国的贸易和财政管制；分化共产党国家各政权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分化中苏同盟等等。具体来说，文章的框架是：第一部分本文包含四个方面，1、中苏对外战略的差异导致美国对中苏政策的转变，主要原因是：美国对新中国的敌视态度及中苏外交政策的差异性使然；2、朝鲜战争对中美两国外交政策的影响；3、“中国模式”在亚洲的扩展使美国恐慌不安；4、“麦卡锡主义”的泛滥与美国两党的“反共比赛”。第二部分包含三个方面，1、冷战理论的演变—从“遏制战略”到“战争边缘政策”和“楔子战略”，这一方面包含了遏制理论的形成及“战争边缘战略”和“楔子战略”两部分内容；2、遏制目标的变化从苏联转移到中国，这一方面包括两部分内容，即杜鲁门政府对苏联的遏制、对中国的轻视及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中国遏制的加强与对苏联遏制的缓冲；3、全球战略重点的调整—由欧洲转移到亚洲，即杜鲁门政府重欧轻亚及艾森豪威尔政府重亚轻欧。整个第二部分主要就是具体介绍了两届政府是如何转变对中苏政策的，通过哪些具体的措施来实现两届政府的政策目标。通过对两位总统关于中苏政策的比较研究，可以纵向清晰地看到，美国政府根据本国利益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对中苏两国采取的外交举措，显示其外交政策的继承性和创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