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长期地保持了高速增长。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依靠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的投入来驱动，他们对这种高速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提出了质疑。随着国内人口红利的消失和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我国经济增速开始放缓。技术进步内生性增长理论指出，生产率进步是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从来源上看，技术进步主要通过国内研发投入和国际技术溢出来实现。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是获得国际技术溢出的重要途径。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大幅增加，作为发展中国家，走出去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是直接获取国际技术溢出的渠道之一，通过逆向技术溢出促进国内技术提高和生产率进步，从而服务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目标。近年，对于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与我国生产率进步方面的问题在国内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本文通过构建一个理论模型分析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选择和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进而通过国家和省市层面数据实证检验逆向技术溢出与生产率进步的关系。本文第一章为引言，首先对文章的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进行了说明，为了让文中有关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的表述具有一致性，对直接投资的相关概念进行了说明。然后，从早期的技术优势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以及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与生产率进步的关系两个方面进行文献综述，紧接着对全文的研究思路进行概括，最后指出文章的创新点和不足。本文第二章为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理论分析部分，先引入贸易冰山成本建立一个基本的古诺模型，根据中国实际情况把新-新贸易理论的企业生产率异质性假设纳入模型，简化分析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选择和生产率逆向溢出的关系。本文第三章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介绍，从区位分布、行业分布和各省市对外直接投资情况三个方面进行。本文第四章为实证检验，首先使用国家层面的1981-2012年的宏观数据通过结构型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分析。然后进一步选取我国31个省市2003-2010年的面板数据对我国O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检验，为了控制内生性，在固定效应估计的基础上，采用工具变量法和系统广义矩估计法作为稳健性检验。本文第五章是结论和政策建议部分，首先根据理论和实证部分得出研究结论：（1）国内研发投入是TFP的格兰杰原因，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国内研发投入联合是TFP的格兰杰原因。（2）脉冲响应函数显示ODI短期内对生产率进步具有促进作用，长期效果不明显，R&D投入对生产率进步具有持续性正向影响。受到来自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后，给定的全要素生产率第一期会有有一个正向反应，这种正向作用持续到第二期，从第三期开始直到第六期转为负向反应，然后作用逐渐消失。这说明，对外直接投资在短期对生产率进步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影响不显著；来自全要素生产率的外部冲击，在第一期会对ODI有一个显著正向刺激作用，三期过后转为反向作用，随后影响逐渐消失。综合两者可知对外直接投资和生产率进步存在双向因果关系。（3）省市面板数据回归显示，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在1%的显著性水平显著为正，说明各省市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显著地获得了国际技术逆向溢出。研发支出对生产率进步的影响大于来自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获得的国际技术溢出的影响，并且R&D投入是吸收ODI技术外溢的重要因素。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也是获得国际技术溢出的途径。接着，提出三点政策建议：第一，要鼓励企业走出去，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取国际先进技术推动国内的产业转型升级和生产率的进步。第二，重视国内自主研发和创新活动国内研发投入是生产率进步的关键性因素，也是吸收国际技术溢出的重要条件。是我国技术进步的内因。第三，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仍然是我国获取国际技术的重要渠道，要将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易三者有机结合，关注对外直接投资的同时不能忽视传统的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的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