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4年12月朝鲜“甲申政变”对日本朝野产生了巨大影响，日本政府遂决议派遣伊藤博文使团来华解决其中的中日纷争问题，笔者主要以伊藤使团来华活动为研究对象，剖析天津谈判之过程，探讨中日《天津条约》签订之影响。本文除绪论外，分为六节。在本文第一节中，笔者指出，伊藤博文主张通过对华谈判和平解决事端，这些都是建立在他分析当时中法战争局势之走向，日本国内舆论之反应，出使中国前日本政府对他的训令意见后，所摆出的对华态度。此外，伊藤此次来华所带文武随员众多，其中文官多为襄助谈判，武官除了调和日本国内军方之情绪外，还有侦探中国国情以备战事之目的。在本文第二节至第五节，笔者分别阐述1885年2-3月间伊藤博文使团抵达津、京面见李鸿章与总理衙门诸官员的情形，大致说明他来华谈判的目的在于要求中方惩官赔款与共同撤兵。4月间伊藤博文与李鸿章在天津的六次谈判，会商中日驻朝军队发生冲突之咎，谈判两国同时从朝鲜撤兵之案，争辩未来派兵朝鲜之权。笔者通过对比、分析中日双方的谈判记录，尤其利用日方《朝鲜交涉史料》内中方记录所未载的内容为研究重点，得以一窥伊藤于谈判中使用之外交手腕，从而解释李鸿章因证据不足乃至出示伪证而不得已向伊藤作出妥协的原因，也明确了他确实为了维护中国利益而做出了一定努力的事实。谈判中，李鸿章一再顾忌总理衙门对日本的严厉态度，惟恐与之相左而受指摘，从而他对伊藤的评价也表里不一，以致中方谈判记载屡有不实之处。在本文第六节中，笔者论证条约签订后日本国内之形势，伊藤博文虽通过谈判签订了对日本有利的《天津条约》，却未能平息国内要求对华和对朝鲜强硬的舆论声浪，日本国内的军方也对条约不甚满意从而要求加强军备，中日双方同时撤兵后，俄国的势力乘机进入朝鲜，则朝鲜局势更趋复杂，中日矛盾虽表面平息，实则暗流涌动。伊藤却因外交之成功而取得政治资本，为日后担任日本第一届内阁首相铺平了道路。最后，就《天津条约》之结果而论，伊藤能于艰难谈判取得优势，与其外交理念、外交技巧乃至人格魅力皆有莫大的关系，李鸿章于谈判中三次提出签订中日秘约，本为针对中法战争后的英俄矛盾，最后并未为伊藤所采纳，表明了伊藤在对华态度上“和而不盟”的决心。伊藤最终使日本获得了与中国相同的对朝派兵权，正是看透了总理衙门和李鸿章不愿放弃再次派兵朝鲜之心态。这种心态的根源不仅在于总理衙门要顾及王朝藩属体系的体面，还在于李鸿章将朝鲜视为防备外国尤其是日本和俄国入侵中国的藩篱，清朝这种两者兼顾的用心，最终决定了中国在天津谈判中走向对日本妥协让步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