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经济活动的主体日渐丰富,除传统的个人和国家外,跨国公司日益成为国际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由于跨国公司的本质属性是在全球范围内取得利润最大化,必然与东道国、母国的经济、法律、政治等社会利益发生冲突,加之当地法律制度不健全无法进行有效监管等因素,跨国公司往往是以侵犯雇佣员工人权、破坏当地环境、阻碍经济自由发展、逃避税收等对社会发展整体利益的牺牲来实现资本收益的最大化。从上个世纪开始,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便可谓劣迹斑斑,从早期的美国联合碳化公司在印度制造的博帕尔惨案,耐克公司在亚洲各国的“血汗工厂”,到近些年在中国出现的亨氏辣椒酱含“苏丹红”,无不提醒人们正视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问题。从20世纪30年代初美国法学界著名的“伯尔与多德”辩论开始,公司社会责任开始受到重视,企业被认为除了追求利润最大化,还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逐渐成为理论界和各国企业的共识。尽管目前对公司社会责任的概念和范围仍存在争论,但从利益相关者理论到后来的综合责任论,都基本肯定企业在创造利润的同时,还应承担对债权人、员工、消费者、环境、社区等与社会发展整体利益相关的责任。本文在分析以往学术的基础上,结合各国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实践,从法律学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的综合体,但企业社会责任存在法律化的趋势,将企业社会责任归结为法律责任,在法律责任的范畴下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了定义。进而,在肯定企业社会责任是一种法律责任的基础上,提出了跨国公司社会责任的法律范畴,明确了跨国公司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的内容。一是从“社会本位”、“社会契约论”、“权利义务相一致”等角度提出了跨国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法律基础。二是结合国际公约和各国实践,依据《全球契约》的框架,对跨国公司社会责任进行了研究,提出跨国公司的核心社会责任包括人权、劳工标准、环境和反腐败四个方面。最后结合目前跨国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案例及国际公约的规定,从这四个方面说明了跨国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现状及跨国公司应承担的履行社会责任的义务。目前,对跨国公司社会责任的法律规制无论是在国内法还是国际法上都还比较薄弱,本文对跨国公司社会责任国内法和国际法相关规定进行了梳理,提出了加强跨国公司国内法和国际法规制的建议。国内法方面,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开展投资、生产、贸易等经营活动,东道国有权依据属地管辖权,一些国家如美国、英国、德国,包括我国已经意识到跨国公司的负面影响,率先在本国国内法层面加强了对公司社会责任的规制,除了在传统的环境法、自然资源法、消费者保护法、劳动法等社会立法或经济立法的基础上强化公司社会责任外,还出现了专门针对公司社会责任的立法。国际法方面,通过一系列国际立法统一跨国公司社会责任行为规范,为跨国公司履行社会责任设定标准,其中最具影响力包括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跨国公司行为准则》,国际劳工组织《关于跨国公司和社会政策的三方原则宣言》,联合国《跨国公司行动守则》(草案),联合国《全球契约》以及联合国《跨国公司和其他商业企业的人权和责任的草案》等。对跨国公司社会责任的国内法规制和国际法规制均存在一定的缺陷,需要结构和这两种手段,并对这两种手段进行不断的完善,才能加强和促进跨国公司社会责任的履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