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西方财政联邦主义思想(Fiscal Federalism)为主要理论参照,以我国经济体制转型为背景,以制度和政府行为的分析为切入点和主线,主要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来研究我国经济转型中的财政分权问题,力图从财政体制变迁的视角来理解和把握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内在逻辑,同时也从整体经济体制转型的背景来理解和把握财政体制变迁的内在逻辑,揭示我国财政分权与经济体制转型的关系,指出当前我国财政分权的制度缺陷及其导致的不良后果,并在进行财政分权的国际比较与经验总结的基础上,提出我国财政分权改革的目标模式与基本思路。我国财政制度的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从计划体制下的集权型财政体制到计划与市场相结合条件下的“分灶吃饭”财政体制,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的行政配置手段取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微观主体的分散决策,成为资源配置的主导方式,这导致了国家计划当局的管理幅度过宽及管理链条过长,从而导致了计划体制的第一类信息问题; 同时,由于产品供需的复杂性,又产生了计划体制的第二类信息问题。因而,中央计划当局与企业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信息与监督的成本十分高昂,从而导致了经济效率的低下,这种信息与监督问题是导致改革前与改革后三次财政分权的共同原因。改革之后逐步形成的财政包干制极大地调动了地方政府发展当地经济与推动制度创新的积极性,然而,财政包干制所固有的体制缺陷决定了它的过渡性质。本文通过一定的数学模型揭示了财政包干体制中存在的体制弊端,从中央与地方财政博弈的视角揭示了财政包干制向分税制过渡的必然性以及分税制在体制上的相对优越性,并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对我国的财政体制改革做出了制度变迁的解释,从委托-代理的角度分析了财政体制从包干制向分税制过渡的性质,即从建立在委托-代理关系上的财政体制向建立在非委托-代理关系上的财政体制的过渡,指出我国的财政制度变迁是一种渐进式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方式,具有明显的“帕累托改进”和路径依赖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