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现代大学的崛起不是彼此孤立的偶然事件而是同一社会运动在不同大学中的表现。这种社会运动即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著名大学校长们所领导的现代大学场域的建构。　　19世纪中期以前的美国学院本质上是宗教场域。荣耀上帝、争取教众是其创建和扩张的动机;培养具有虔敬的道德品质的牧师是其教育目标;教派是其管理主体,教派资金和慈善捐助是其资金来源。　　作为宗教场域的学院具有离散性和动荡性,它的主要文化惯习是荣耀上帝。宗教文化资本是该场域的流通资本。在这一场域中科学一直是作为上帝合法性的解释者存在的。这种场域的主要目的在于德性的养成而非知识的创新。　　南北战争后美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实现了转型。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世俗的功利而非内心的道德,培养德行的学院不再满足社会的需要,人们要求学院在世俗的幸福中发挥作用。同时社会出现了如下契机:政治制度的发展与大学自由的文化传统的形成;经济的繁荣与变革高等教育的要求;西部边疆的消失与高等教育边疆论的兴起;旧大学理念的失败与新大学理念的兴起科学力量的发展与教派力量的削弱。这些因素的出现促进了美国现代大学场域的建构。　　在这种情况下,哈佛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芝加哥大学以及斯坦福大学开始建构现代大学场域以适应社会的转型。通过培养创新、服务、自由和科研等文化惯习,自由争夺文化资本,将文化资本定义为大学场域的流通资本,制定学习与创新的场域游戏规则以及建构大学场域与其他场域的良性互动机制美国现代大学场域得以建立。作为为整个社会创新的核心,它带动了整个社会的发展。　　通过对美国现代大学崛起的分析我们发现,只有通过建构现代大学场域重构大学、政府、市场三者的关系才能振兴我国大学。为此,首先要培育我国大学的文化惯习;其次要允许大学通过自由竞争获得文化资本;再次要推动大学与政府的关系由“以府控校”向“府校合作”转变,同时建构“大学场域引导,经济场域评价”、“政治场域、经济场域和大学场域相互制衡”的互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