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班律师制度最初旨在值班律师利用其及时性、初步性、专业化、低成本的法律服务弥补“最初一公里”的缺失。但在我国,值班律师制度在“中国式的改革”中被赋予了更多的意义。在我国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以来的刑事速裁、认罪认罚从宽程序等多项刑事司法改革措施中均明确要求建立值班律师制度。与此同时,最高人民法院、检察院、公安部等国家机关发布规范性文件来完善值班律师制度。在各个诉讼制度改革的过程中将值班律师制度作为必要的环节以及配套措施监督保证程序的正当性、保障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人权以及其他权利,最终保障司法的公正。更重要的是,2018年值班律师被纳入我国新《刑事诉讼法》。但实践中值班律师仍然出现了履职不能、预设功能未能有效实现、制度存在异化等现象。这就归根于在我国值班律师制度的发展中未给予值班律师准确的定位、囿于认罪认罚从宽的背景忽视了值班律师制度作为配套措施合理性的分析与考量。就此,在未来的发展方向上,应当将值班律师“准辩护人化”。一是由传统法律援助来更好的保障认罪认罚的自愿性。而非将值班律师转化为辩护人,赋予其本不应承担的权责以此来适应现有规范性文件设定的框架。二是将值班律师回归到提供及时性、基础性、低成本基础法律服务的定位上。将值班律师制度回归到本源功能预设轨道上。以此建立符合值班律师定位、特点的真正的值班律师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