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电路是电子信息领域的核心产业,在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占据重要的战略地位。然而,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存在“卡脖子”技术难题,集成电路产业链关键环节不能自主可控,尤其近年来,随着中美贸易冲突的加剧,“中兴事件”、“华为事件”等更是给人们敲了一记警钟,我国集成电路产业自主创新能力亟待提高。为了推动集成电路产业创新和发展,我国政府出台了大量的集成电路产业政策。厘清集成电路产业政策现状,明晰集成电路产业政策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情况,对于完善和调整集成电路产业政策体系,形成兜底有力的产业扶持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集成电路产业政策为研究对象,对集成电路产业政策进行量化分析,并在政策工具和创新价值链的双重视角下,围绕政策文本和政策执行过程,探究集成电路产业政策能否有效提升产业创新绩效。具体地,首先对集成电路产业政策进行系统地梳理,并对集成电路产业政策文本结构和文本“质量”进行挖掘和量化评价,一方面明晰现有集成电路产业政策整体的政策工具使用情况,另一方面基于PMC指数模型对单项集成电路产业政策文本内容设计的合理性和优劣势进行分析。此外,为了探究集成电路产业政策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本文构建了集成电路产业政策工具与创新绩效的相关性分析框架,建立起不同类型政策工具与不同创新阶段创新绩效的映射关系。并在考虑政策工具“数量”和政策工具所在政策文本“质量”的基础上提出了对政策工具力度的综合评价方法,最后通过灰色关联度模型测度了不同类型的集成电路产业政策工具与不同创新阶段创新绩效的相关性程度。进一步,从集成电路产业政策执行的角度出发,应用PVAR计量分析方法实证检验了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这两种与创新绩效相关性较强的政策工具作用到微观企业创新主体时,对企业不同创新阶段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我国集成电路产业政策所使用的政策工具呈现重环境型、供给型而轻需求型的结构特点,而在产业创新的研究开发阶段和成果转化阶段所使用的政策工具类型也有所差异,集成电路产业政策文本的PMC指数得分整体较高,内容设计较为合理。集成电路产业政策与产业创新绩效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其中,与研究开发阶段创新绩效之间的相关性最强。从具体的政策工具类型来看,不同类型的政策工具与不同创新阶段创新绩效之间的相关性程度存在较大差异,与研究开发阶段创新绩效相关性最强的政策工具为财政补贴,与成果转化阶段创新绩效相关性最强的政策工具为税收优惠。当集成电路产业政策作用于企业主体时,无论是在企业创新的研究开发阶段还是成果转化阶段,税收优惠对创新绩效的激励效果都优于财政补贴。政府财政补贴在集成电路企业内部尚未发挥良好的激励效应,与企业研究开发阶段创新绩效和成果转化阶段创新绩效之间尚未形成良好的互动机制。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政府应继续加强对集成电路产业的财政支持力度,加大集成电路产业财政政策工具的部署和安排;对于集成电路企业这一微观创新主体而言,应形成以税收优惠政策工具为主,财政补贴政策工具为辅的财政支持体系;集成电路产业政策的扶持应该充分考虑不同政策工具和创新阶段的特征,提高政策工具使用的靶向性和精准性;在集成电路产业政策执行过程中,应该建立政策监管机制,对政策执行情况进行持续的跟踪和评估,避免政策扶持在创新主体内部“偏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