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初，曾经与五四新文化派进行辩论的学衡派，应该算是一个现代的思想文化派别。在民族的大是大非原则性问题面前，学衡派不畏众言，绝不苟同已成蔚然之势的新文化运动，二者的分歧属于正常的学理之争，匀是在同一处境下面对挑战的回应，从本质上讲，都应属于现代范畴。 学衡派的文化运思思路有内在的逻辑性，绝非人云亦云，为了克服因传统的崩溃和历史的断裂所形成的价值真空造成的时代痛苦，学衡成员努力在纷纭紊乱中寻求秩序和稳定。学衡成员的爱国情怀往往表现为浓烈的民族主义，具体体现为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珍视，把民族传统文化的命运视作民族的命运。 然而，在近现代环境中，对传统的坚守必须以求新求变为手段。白壁德摆脱“欧洲文化中心”论肯定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价值的思路，在很大程度上让身处异国他乡的一批中国留美学子感到亲切，其从传统文化中寻求救治现代社会缺失的文化运思思路也恰恰迎合了一批对中国传统文化难以割舍的学子的心。 白壁德的中国弟子对白氏学说的吸取，始终离不了一个核心，即对儒学当代命运的关注，在借鉴新人文主义的同时，力图有所作为。将学衡对新文化过激的言辞忽略不计，学衡成员对儒学进行了学理上的阐释：梅光迪推崇原典精神，柳诒徵持中国文化退化论观点，吴宓的论说中更是体现出一种道德理想主义者般的宗教情怀，在不否定近代民主政治与工业的前提下为其安置一个精神基础——人文道德精神。稍后的梁实秋，通过新人文主义的中介回归传统，以儒家思想为中轴，企图将新人文主义这种西方思潮中国化。 学衡派试图融合中西，不割断传统的思路为后来的“新儒家”提供了基础，“新儒家”应该说与学衡派有某种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由此可见，学衡派文化运思思路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