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写真实”,这是中国当代文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口号。它在当代文学体制内的境遇经历了引进、论争、复苏、异化、回归与退隐等几个阶段,而且还有继续衍变的可能。这样一种开放的姿态和当代品格是吸引我研究的主要心理动因。目前,当代文学的研究呈现出独特的回归历史现场的努力,因而,本文在探究“写真实“理论在当代文学体制内的境遇时,主要借助与“写真实”有关的史料,特别是五六十年代的《文艺报》和八十年代初的《红旗》、《人民日报》等权威报刊,通过史料的爬梳,形成一些新的结论。第一部分,主要围绕“写真实”勾连了“胡风事件”和“双百”时期的文学论争。胡风对主体性的强调,无疑是与当代文坛消除知识分子主体性的要求相违背的。而“双百”时期,文坛短暂的气象更新,也使与“写真实”有关的讨论更加热烈,但这种讨论随着文艺政策的收紧戛然而止第二部分,60年代初,文艺政策的调整给了“写真实”短暂的复苏,但随后两个“批示”和“纪要”的出台,使“写真实”逐渐异化,“文革“中,文学的真实品格几乎消失殆尽,细节真实和主题先行的“真实观”充斥文坛。第三部分,新时期之初,由于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的需要,“写真实”便借着这股东风强势回归,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在80年代中后期的寿终正寝,再次显示了文学对政治的依赖。之后,西方现代主义大举东渐,“真实”观的多元化无形中消解了“写真实”的严肃意义,“写真实”从强势回归而寂然转冷。对“写真实”的研究还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知识分子话语。因为在当代文学中,凡是“写真实”讨论最激烈的时候,基本都是知识分子话语竭力从被压抑状态下发声的时候。因而,在本文中,知识分子话语在当代语境中的境遇是作为一条辅线存在的。研究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研究文学与现实的关系、研究知识分子话语的境遇构成了本文的基本思路,回归历史现场,回归人文关怀构成了本文的研究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