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常态下金融改革的新思路着重强调金融服务的提质增效,而普惠金融理念则与之高度契合。普惠金融旨在让每一个人都能以合适的价格去享受到及时、有尊严、方便和高质量的金融服务。因此,如何以大众可负担的成本将金融服务向欠发达地区和低收入人群拓展就顺应了我国当下经济新常态对金融发展“宽度”和“质量”提出的新要求。发展普惠金融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被明确提出,以期能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缓解贫富差距做出努力。基于以上考虑,研究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极具时代背景和现实意义,能为构建有利于改善收入差距的普惠金融体系提供政策建议。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是基于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的分析框架,本文结合了普惠金融与金融发展之间的相承性,将研究角度转向“金融宽度”而避开了“金融深度”的一般性研究视角。通过理论分析,笔者认为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是通过两条路径来加以影响,一个是经济增长的间接作用机制,另一个是金融服务可得性的直接作用机制,直接作用机制又可以具体归纳为金融排斥效应、金融门槛效应和金融减贫效应。所以,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果要基于经济增长、金融排斥、金融门槛和金融减贫四者的共同作用。后续实证分析中,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改进了衡量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评价体系——普惠金融指数,并将其应用到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实证检验上。通过构建2008-2014年全国和五大分区(直辖市、东、中、西和东北)的静态面板回归模型,以期能够检验我国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否存在显著的影响效果。相比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同类研究,他们的实证多从时间序列数据着手,因此采用小样本面板数据这也是一个创新。同时,分区域面板回归模型充分考虑了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地区差异性问题。论文的基本结论: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整体水平不高,地区差异显著。当前普惠金融发展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得益于国家宏观环境的大力支持,但发展难度之大明显阻碍了金融的普惠性效果。全国(31个省级行政单位)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负相关,但分区域的面板回归模型中,除了直辖市地区能与全国范围的情况基本保持一致,中部地区则表现为普惠金融发展反而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其他地区没能表现出二者间显著的影响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