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华北农村的田野调研,以现代性进村为背景,以家庭再生产为分析框架,通过阐释农民家庭转型的机制和路径,展现当前农村老年人危机的生成逻辑。1980年代以来,依托市场化和城市化,现代性力量席卷中国农村社会,并触发了农村社会基础结构之变。在村庄社会的场域中,流动的现代性重塑了农民的生活系统,形成了“流动—分化”的社会结构、“发展—竞争”的动力结构和“去魅—风险”的观念结构。为了回应现代性压力下的生活系统之变,农民家庭再生产逐渐实现由简单家庭再生产向扩大化家庭再生产的转变,从而改变了家庭内部资源、权力和伦理的配置逻辑,重塑了农民“老化”的路径。因此,本论文的展开主要遵循明暗两条线索。其中,扩大化家庭再生产的“过程——机制”分析构成了本文的明线,并最终指向农民家庭的转型机制和转型家庭的实践形态;而在家庭再生产逐渐展开的代际互动过程中,父代的“老化”过程和路径构成了本文的暗线,并且最终形成了老年人危机。扩大化家庭再生产从微观层面呈现了农民家庭的现代性适应。在家产配置层面,父代努力集聚资源并通过“提前分家”的方式向子代家庭转移资源,导致分家的名实分离,虚化了分家标定的父代的责任边界,形成了以子代为中心的资源凝聚。在家庭权力层面,妇女婚姻主导权的崛起使得子代迅速俘获了当家权,并瓦解了当家权的公共性,家庭政治渐趋失衡。为了维系家庭再生产的稳定,父代自觉地退出与子代的家庭政治互动,从而实现了以子代为中心的权力关系整合。在家庭伦理层面,发展主义的嵌入重构了家庭再生产的目标,进而触发了伦理本位与家庭本位的脱离,父代单向度的伦理实践构成了扩大化家庭再生产之展开的强韧动力。实际上,个体的“老化”不仅是自然性的生理演变过程,而且因为嵌入家庭再生产而获得了丰富内容。在扩大化家庭再生产过程中,父代的“老化”体现为三个方面:在家产持续转移中逐渐走向底线生存,在权力的持续让渡中地位逐渐边缘化,在价值实现的过程中走向对子代的依附。因此,父代“老化”的过程实际上是其资源剥夺、权力失语和价值依附等同时展开的过程,这三个维度共同构成了老年人危机的内涵。“老化”的三重脉络构成了理解当前农村老年人危机的基础。基于老年人群体内部的代际差异,“老化”不仅是以中年父代为基础的纵向弱势积累过程,而且扩大化家庭再生产过程中中年父代“老化”的特有路径及其承载的压力也进—步向上传递,从而将高龄老年人也卷入其中。因此,纵向的弱势积累和横向的压力传递构成当前农村老年人危机生成的两条路径。老年人危机的生成逻辑凸显了中国农村家庭转型的复杂机制。从简单家庭再生产向扩大化家庭再生产的转变说明,农民家庭的功能并不必然随着现代性的进入而弱化,中国家庭制度表现出了相当大的弹性,并塑造了转型家庭的实践形态——“功能性家庭”。不同于“伦理——结构——功能”模式下由伦理主导的传统家庭制度,现代性的压力激活了家庭的功能之维,功能替代家庭伦理成为家庭制度的基础,并且改变了家庭伦理的运作方位和实现方式。通过这样一种适应性调整形成了“功能——结构——伦理”的匹配模式,扩大化家庭再生产由此得以克服资源和权力非均衡配置中的伦理负担,并实现了扩大化家庭再生产的正当化。功能性家庭是理解中国家庭现代化转型的核心,突出了家庭转型过程中“传统”与“现代”因素的复杂关联而非简单对立。嵌入家庭转型的农村老年人危机揭示了家庭转型的伦理陷阱,老年人危机也因而锁定在家庭领域。因此,当前学界从贫困问题、留守问题和伦理危机等视角出发对老年人危机的“社会问题化”建构未能触摸到老年人危机的深刻性和辩证性,以老年人危机为基本形态的转型之痛实际上也预示和承载着农民家庭和农村社会的转型之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