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研究对象，是7-11世纪英格兰法律文化中的“人”。通过分析那个时代“人”的法律地位及各种关系，试图探究影响“人”的重要因素。 那个时代，是国家形成的时代，也是习惯法成文化的时代。国家的形成，部落成员的分化，导致了同一社会共同体中“人”的地位差别，从而在不同地位的“人”之中，产生了不同的社会关系或法律关系。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只有考察人的地位以及主要社会关系，才可能探究背后的重要因素。 在导论部分，本文先介绍了习惯法的成文化活动。由于“人”的地位的巨变与成文化运动几乎同时；并且成文法的出现，也反映或确认了这种变化。因此，本文首先介绍了习惯法的成文化活动，将其作为介绍“人”的背景知识。但是，成文化的运动所体现的，是国家的形成，国家权力的加强，社会成员的分化等社会状况，这些更是本文展开探索的深层背景。 本文的主体部分，从四个方面探讨了在法律文化中(以成文法为主体)，“人”的地位和关系： 第一章介绍的是等级制度。等级制度，将人划分成不同的身份等级，不同等级者，具有不同权力和权利，负有不同的义务。在这种制度下，人在法律上是不平等的：等级越高，权力越高，权利越多，义务越少；等级越低，则权力和权利越少，而义务越重。等级最低的奴隶，在诸多方面已经丧失了法律主体的资格，而沦为法律关系的客体。等级制度，并非盎格鲁撒克逊人原有的制度，而是形成于其入侵不列颠之后。法律所代表的国家权力，是支撑等级制度的主要力量；而其所反映的意志，是等级制度的既得利益者——统治阶级：国王.世俗贵族和宗教贵族。他们利用国家权力，维持并扩大这种不平等。作为社会多数的普通民众，那些一般自由民、农奴和奴隶们，则几乎完全丧失了对公共权力的参与，仅成为权力的管理和奴役对象。 第二章则是几个重要的世俗关系——“血缘关系”、“领主与附庸关系”和“公共团体关系”。在这几个关系中，血缘关系是最原始，最自然的人际关系。在这个时期的成文法中，血缘关系既受到肯定，又受到否定。肯定的部分是血亲共同承担法律责任，否定的部分是血亲复仇。肯定与否定，反映了新兴国家权力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以及对血缘关系的取舍。领主与附庸关系产生于原始社会，在盎格鲁撒克逊时代成为社会的主导关系之一。这种关系，由较平等的伙伴关系，演变为不平等的上下关系，反映出领主权力的增长。而这种关系，在国家强力的支持下由非主流的社会关系拓展为主流关系，反映出国家权力的强大，也反映出国家的阶级利益。至于最后的公共团体中“人”的关系，更反映了国家权力的意志。这是一种全新的人际关系，是国家力量强制建立的人际关系。这是一种十户联保(tithing)，承担连带责任，以及互相监督的关系。 第三章介绍教会人士。中世纪的西欧，基督教占据精神领域的主导地位，教会人士的地位十分特殊。在国家权力的支持下，基督教在不列颠取得了主导地位。这样，教会与国家权力就结下了不解之缘。国家权力保护教会，给予教会各种利益和权力，教会又为国家提供理论支持和人才，双方互相支持，相得益彰。但是，对于权力的追求，又使得二者的冲突十分明显。世俗统治者试图入侵精神领域，而宗教职业集团则心怀控制世俗权力的理想。这是“灵魂”与“城邦”的冲突，但本质是两个集团的权力争夺。 第四章介绍的是国王。在从原始社会向国家转化的过程中，国王完成了从普通人向特殊地位的“人”的转变。在教会和贵族的支持下，国王的权势迅速增长，并形成了较为稳固的统治秩序和王位继承体制。通过“国王和平”的观念与制度，国王掌握了司法权力。同时，王权还在行政领域进行一系列扩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出，国王地位的特殊性其实是建立在其掌握巨大权力的基础上。这种权力，既有军事上的支撑，也有理论上的支持。但是，国王的权力并非无限，而是受到诸多限制。支持王权者，也是限制王权者——教会和贵族又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王权。 在小结部分，笔者总结了这个时代法律文化中的“人”与“国家”、“权力”和“阶层”的关系，探讨在时代巨变中，这几个因素对“人”的影响，以及彼此的互动。在这个社会巨变的时代，国家和权力的出现，使多数人成为权力的奴役对象，少数人利用权力奴役他人。等级制度、领主和附庸制度、以及十户区和百户区制度，都被用来维护权力。即使是法律所许可的血亲制度，也隐含着权力的影响。而国家，作为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统治工具，更充分体现了权力因素。至于成文法，则是握有权力者的宣言，又以国家强力为后盾。 但是，不同的权力之间也彼此冲突。一旦发生冲突，他们纷纷声称自己的优先性，要求作为民众的“人”首先服从自己，要求其他有权者服从自己。这使“人”陷入了一种矛盾的困境，在以往的原始社会中几乎难以遇到的困境。在世俗社会中，领主的权力与国王的权力发生了冲突；而在另一个角度，教会在精神领域的权力又与王权在激烈地交锋。而成文法所表达的首要优先性是对国家的忠诚，和对国王的忠诚。这是最公然的表达，也是最有权力者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