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以1927年至1934年共产党在闽西地区的乡村动员为研究对象,力图对农民是如何被塑造成革命者的这个问题进行研究。通过对传统革命动员研究的分析、比较,本文采用话语-结构的研究框架对党与农民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分析,力求更深刻的理解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本文的主体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对共产党初入闽西乡村时期的动员工作进行研究。由于革命时代下暴力的泛滥、城乡对立的严重、传统地主与农民关系的崩溃等结构性要素的影响,“复仇话语”成为这一时期的主导话语,同时也决定农民有力量采取复仇的行动,党的组织工作为使复仇话语付诸行动起了重要的作用。然而暴动中复仇话语的不断升级,逐步使暴动突破了党的领导,流于大烧、大杀的狂乱。陷入狂乱的暴动不但不能实现共产党的革命目标,失败后的暴动往往使得农民更加疏远党组织。因此党的动员必须超越暴动的阶段,革命话语必须超越复仇话语。第二部分对闽西苏区党的革命动员工作进行了研究。由于军事上的胜利,党与农民之间得以建立稳定的利益关系。在这一时期,党通过苏维埃政权建设和土地革命对传统的乡村社会结构进行了改造,最重要的是建立了以党为主导的乡村利益分配机制。在新的乡村结构的基础上,党完成了以“阶级”、“剥削”、“平等’等为核心的革命话语体系的构建,并通过教育、文化等传播方式使得乡村日常生活革命化,在广大的农村地区营造了浓厚的革命意识形态氛围。党的乡村改造逐渐弥合了农民与党之间的鸿沟。第三部分对苏区的查田运动进行了研究。查田运动是由于党的土地政策不断走向左倾过程中形成的一项运动,而本质上其实为缓解苏维埃政权财政紧张和红军兵源不足而展开的革命动员。与苏区的其他运动一样,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革命话语已成为运动的主导话语,但在左倾政策的指导下,查田运动一度走向过激,错杀、乱杀了很多人。但与暴动时期的狂乱不同,运动的走向一直在党的控制之中,在这一阶段,农民的行动越来越取决于党的话语。本文认为,将党的根本利益与农民的经济利益结合起来并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是党的动员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以利益为先导的革命话语的传播与乡村的日常生活结合起来营造的革命意识形态能够超越乡村结构与农民本身局限性的限制,最终促使党和农民结成革命的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