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从1998年中国政府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开始,我国先后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等重大战略以协调区域发展,并于2008年进一步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再到2015年提出共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以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都把加速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投资作为重大举措,从而带动我国公共资本存量急剧攀升。随着中国中央与地方财政权责关系的调整以及地方政府利益主体地位的确立,地方公共投资已然成为全国公共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背景下,我们关心的是,中国省际公共资本投入的效率如何?不同省份之间公共资本投入效率是否存在差异?这些差异的变动趋势如何?哪些因素又会影响到公共资本投入效率?以上问题的回答无疑对于揭示我国地方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是相当重要的,对今后地方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也不无参考作用。毫无疑问,公共资本的准确测算是评价公共资本投入效率的关键所在。长期以来,由于公共资本概念、口径的界定差异以及估算指标选取的不同,再加上统计口径变更和资本相关数据缺失,中国公共资本存量估算结果存在较大差异,从而对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可靠性带来很大影响。合理界定并谨慎测算公共资本投入,就成为当前极为迫切解决的问题。因此,本文在系统梳理国内外关于资本投入估算方法、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运用永续盘存法、“年龄—效率”函数谨慎测算1985-2014年中国省际生产性公共资本存量,为后续研究提供数据支撑。然后,在中国省际公共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向关系的实证支撑下,结合Kumar和Russell(2002)对劳动生产率的三重分解框架,基于投入产出绩效视角将中国省际公共部门劳动生产率变化分解为技术效率、技术进步和公共资本投入效率变化三大来源,并对1986年以来公共资本投入效率的变化趋势、区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展开经验分析。与既有文献相比,本文的创新工作及主要结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细致审慎估算中国省际公共资本投入。本文通过合理界定公共资本内涵及统计范围,运用永续盘存法详细测算了1985-2014年中国省际公共资本存量;为进一步考察资本在使用过程中的效率损失和磨损,基于“年龄—效率”函数谨慎估算了中国省际生产性公共资本存量。其中,考虑到折旧率对资本存量测算的重要影响,本文未使用经验假定折旧率或简单使用综合折旧率,而是运用资产价值公式推导出资产折旧率的时间序列数据。研究结果表明,与公共资本存量相比,生产性公共资本存量更能反映实际服务于生产过程的公共资本投入规模。总体上,我国生产性公共资本存量在1993年前增长缓慢,1993年后增速明显加快,1998年和2009年金融危机时期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进一步推动了生产性公共资本存量的迅速积累。区域上,生产性公共资本存量由东向西呈阶梯式分布,沿海地区公共资本存量明显处于领先水平,而大西北地区的公共投资处于严重不足状态,其区域分布呈现明显的“核心—外围”特征。(2)深入探讨公共资本投入效率变化趋势及其区域差异。本文在中国省际公共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向关系的实证支撑下,结合Kumar和Russell(2002)对劳动生产率的三重分解框架,基于投入产出绩效视角,运用规模报酬可变的数据包络分析法将中国省际公共部门劳动生产率变化分解为技术效率、技术进步和公共资本投入效率变化三大来源,对1986年以来公共部门劳动生产率及其分解项的动态变化进行探讨,并重点关注公共资本投入效率的变化趋势及其区域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减缓是公共部门劳动生产率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下降的主因,公共资本的迅速及持续积累成为近年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但仅仅依靠公共资本的大量投入并不能有效维持公共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持续增长。总体上,公共资本投入效率从1993年开始显著提升,并逐步替代技术进步成为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首要来源。区域上,长江中游、西南和黄河中游地区的公共资本投入效率累积增长最快,北部沿海、东北、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次之,累积增长最慢的是大西北,而公共资本投入效率的区域差异自1993年以来呈现持续发散的格局。(3)将财政分权纳入中国省际公共资本投入效率增长的分析框架。本文首先从理论层面搭建财政分权与公共资本投入效率间关系的理论框架,然后从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支出分权两个维度出发,运用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实证考察中国财政分权体制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度、外商直接投资、政府规模、受教育水平对公共资本投入效率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无论采用财政收入分权还是财政支出分权指标,财政分权与公共资本投入效率增长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但财政收入分权对公共资本投入效率的激励作用不断提升而财政支出分权的激励作用呈边际递减。区域上,中部地区财政分权对公共资本投入效率增长的正向作用最为显著,其次为西部地区,而东部地区最小,财政分权对区域公共资本投入效率增长的正向作用并不与财政分权度呈正比。另外,人均GDP、政府规模与公共资本投入效率显著负相关,而对外开放度、外商直接投资和受教育水平对公共资本投入效率的提升具有正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