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互联网诞生以来，新媒介环境下的国际传播是否存在信息垄断和文化霸权一直是学者争论的问题，第一类观点认为互联网会使原有的“边缘”得到强化，进而建立新的世界传播秩序，第二类认为其将维系甚至强化西方国家及媒介在国际新闻及信息流动的主导地位。本研究从三个层面—国家、媒介、个人—剖析了社交媒体中国际传播的信息流动、传播主体的网络关系及其影响因素。我们试图超越“媒介中心主义”的简单论调，以更为丰富和多层次的经验证据来讨论社交媒体空间国际传播的格局，并将其置于更为广阔的媒介技术背景和当代国际权力关系中审视。本研究包含三大部分，结合了开源数据的二次分析、twitter平台的大数据挖掘与分析、基于NodeXL的社会网络分析及可视化、内容分析等实证研究方法，对社交媒体平台上多元化主体的信息传播特征及传播关系进行剖析。　　第一部分以国家作为分析单元，我们对全球两百多个国家的多维度数字鸿沟进行了历时比较和可视化呈现，并探究了世界各国在“埃博拉流行病”Twitter讨论中的信息生产、议程设置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美国在技术引领与扩散、跨国信息平台建设、国际热点事件的“全民参与”与议题设置方面均遥遥领先，这使得其成为社交媒体空间的“超级大国”。而其他传统发达国家的角色开始分化，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仍然强势，瑞士、日本等其他发达国家在移动互联网技术扩散和社交媒体平台的事件讨论中受到“金砖国家”、阿拉伯国家、肯尼亚等非洲国家的挑战与超越。且除经济发达程度外，地理位置、文化维度、民主化程度也是对社交媒体讨论中国家信息量与信息互动影响显著的变量。　　第二部分以媒介账号作为分析单元，我们对12个样本国家在Twitter上的新闻媒介账号数量、类型对比，并从关系的视角出发分析了媒介账号形成的结构性网络、互动性网络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一些跨国媒介集团的影响力已从传统媒介空间延伸至社交媒体，以BBC、NBC、《纽约时报》、美联社、路透社、《金融时报》等为代表的英美媒介机构在国际媒介网络中的结构性中心度和互动性中心度均名列前茅；澳大利亚、法国和瑞士在失去核心媒介影响力的情况下，正努力维持其“中间人”角色；而中国、印度、南非的优势媒介已在场域内诞生，但数量和整体影响力有待提升。其中，所属国家经济发达程度、互联网技术扩散和社交媒体运营因素是影响媒介社会网络中心度的显著变量。　　第三部分以个体账号为分析单元，以“全球变暖”的国际性讨论为例，聚焦国际信息传播网络中的“精英用户”与“普通用户”。结果显示，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印度、中国、厄瓜多尔、尼日利亚、摩洛哥、南非等国民众的话题参与度比其他国家更高，且有影响力的用户大多是来自美国的媒介机构或政治、经济、娱乐等领域的名人明星，只有极少量普通个体的微博转发或评论数量较高。更为重要的是，在国际传播中，跨国的连接和互动主要发生在精英用户层。普通个体虽然数量远超过精英用户，但总体而言仍然游离在国际事件信息传播网络的“边缘”，他们局限于非专业的账号运营和较低的网络中心度，大多依附精英账号以转发、评论、点赞等方式来参与国际事件的讨论。　　研究从不同层面说明了社交媒体中的国际传播格局仍然存在“等级化”现象，但已无法由传统媒介空间常用的“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主导”这样的简单话语来描述，相对而言社交媒体空间给了欠发达地区更多摆脱“边缘”的机会。目前而言，美英仍然占据优势地位，但印度、中国、南非、阿拉伯国家、肯尼亚等在某些层面与指标已超越了日本、法国、德国、瑞士等发达国家，且它们在各自所属区域的地缘优势促使其在国际传播中对周边国家发挥更大的影响力。理论上，这促使我们反思国际传播范式，从社会网络和传播主体关系的角度来思考各国行动者在社交媒体空间的互动，摒弃仅以经济与社会发达程度来预测数字鸿沟与国际传播竞争力，将地理、文化、政策、策略性媒介运营等更多的因素纳入考虑；实践上，研究对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抓住社交媒体空间的机遇提升国际话语权，推进公共外交、进行国家形象传播等具有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