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企业的基本特点是所有权和经营权两相分离,从而产生出委托方和代理方的委托代理关系。当委托人将一些工作决策权授予代理人并让其代为行使时,所谓的“委托代理关系”便产生了。如果关系中的委托人和代理人都是效用最大化的理性人,那么在委托人和代理人存在利益冲突和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就可能产生代理人不完全顾及委托人最大利益的机会主义,导致代理成本的出现。而如何解决好股东与高管间的委托代理问题,是公司治理领域的一大核心问题。如果股东能够获取关于高管行为和公司投资机会的完整信息,他们就可以根据公司面临的每个状况来设计出一份指定高管行动的合约,进而来消除代理成本。然而,事实却是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股东不能获得关于高管的行动和公司全部投资机会的真实信息。同时由于股东与高管之间还存在利益冲突,作为理性人的高管通常只会采取给他自己带来的最小私有成本和最大个人收益的决策或行动,有时这些行为本身会对企业本身或股东带来超出预期的成本,这样便会损害股东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将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挂钩的薪酬合约将有利于协调这些行动在高管与股东之间不同的成本与收益,进而激励高管采取适当的行动实现股东的利益最大化。这样,从委托代理问题中产生出高管薪酬激励的问题。高管薪酬激励的有效与否直接影响企业的经营绩效和公司治理效果。进一步讲,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高低可以成为判断公司治理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而研究中国企业的治理水平问题,必须考虑到中国特殊的经济制度背景。长期以来,“公有制为主,私有制为辅”的大格局下,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从治理结构到经营绩效都有着迥异的特点。而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改革的初级阶段,具有包括政府对大量稀缺资源有控制权,市场法治不完善和私有产权保护不足等特征。“国进民退”等现象凸显了市场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在国有经济为主的所有制结构下,非国有企业长时间内在法律、和政策上都处于弱势地位,难以获得和国企一样的平等市场地位。政府长期在市场中处于拥有巨大话语权的优势地位,往往同时也在资源配置中具有主导权。企业如果能和政府或者相关机构建立良好联系,便可以此隐形渠道,长期为企业发展带来便利。那么企业尤其是非国有企业如何去获取这样的政治联系呢?最直接的方式便是选择并聘任具有政治关联背景的高管,通过高管的个人政治关系谋求一般市场化手段较难获得的利益。因为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介入行为往往以高管个人作为纽带来实现,表现为高管的政治关联。所谓“政治关联”,即高管通过个人政治背景实现与政府的联系,可以视为企业拥有的一种隐形渠道和资源。在市场的竞争机制下,相比于没有政治关联的高管,企业会对具有政治关联的高管采取不一样的激励策略,具有政治关联的高管往往也会得到更高的薪酬激励。由此可见政治关联这一因素会对企业的高管薪酬水平和薪酬业绩敏感性产生关联性。同时政治关联对不同性质的企业的作用并不相同,不同性质的企业聘用政治关联高管的动机并不相同。对于国有企业,政治关联并不稀缺,在利润最大化目标下需要对高管使用薪酬和业绩挂钩的激励方法,表现为更高的薪酬业绩敏感性。对于非国有企业,公司聘用具有政治关联的高管目的是倾向于鼓励高管帮助公司获取一般市场化手段难以获得的利益从而可能偏离了业绩最优的目标,于是政治关联可能会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产生部分替代效应。故政治关联和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关系在不同所有权性质下并不一致。基于这些分析,本文试图回答以下问题：第一,政治关联是否和企业的高管薪酬水平和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存在相关性?为了进一步研究政治关联和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关系是否因企业性质的差异而有所不同,进一步提出第二和第三个问题：政治关联是否和非国有企业的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存在负向关系?政治关联是否和国有企业的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存在正向关系?本文选用的样本是2000年到2013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数据,通过多元回归模型的方法对提出的三个假设进行回答。综合假设一的实证检验,我们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存在显著的高管薪酬敏感性,同时政治关联对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水平和薪酬业绩敏感性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首先,平均而言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较为显著,敏感性系数为0.115。具体的含义为上市公司的股票收益率每提高1%,高管的薪酬水平会提高0.115%。初步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已初步建立业绩型的薪酬激励体系。再者,政治关联对一般企业的高管薪酬和薪酬业绩敏感性都存在正向关系。政治关联与全样本企业的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系数为0.041,即是说当企业股票回报率每提高1%,有政治关联的高管薪酬水平会比无政治关联的高管多提高0.041%。所以可以认为政治关联对企业的正面影响是客观存在的,能够提升企业业绩。而对高管而言,政治关联体现为寻租能力,帮助企业获得了更好的发展机会,从而获得了更高的薪酬水平和薪酬业绩敏感性。为了在不同性质企业样本中分解政治关联和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正向关系进行检验,我们将总样本按企业性质分为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两个子类,用分样本回归的方法来检验假设二和假设三。在假设二的检验结果中,首先非国有企业的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同样显著存在,系数为0.155。即非国有企业的股票收益率每提高1%,高管的薪酬水平会提高0.115%。但是,政治关联和非国有企业的高管薪酬水平和薪酬业绩敏感性都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在非国有企业中,我们认为政治关联是需要主动寻求的稀缺资源,企业聘用具有政治关联的高管目的并不是实现利润最大化而是争取市场化途径难以获得的资源或机会。这样的话,非国有企业对高管的激励策略并不会使得有政治关联的高管获得更高的业绩型薪酬。而政治关联和薪酬业绩敏感性相关性虽然为负但不显著的结果不符合我们的假设预期,可能的原因包括：(1)政治关联为非国有企业带来的收益具有不确定性,企业难以制定准确的激励策略；(2)有政治背景的高管可能借助自身政治背景干预股东的薪酬设计,甚至获得了更多的隐形薪酬。企业也难以根据高管的政治关联背景,设计相应的与业绩挂钩的薪酬。总之,假设二并不能成立。对于假设三,检验发现政治关联和国有企业高管的薪酬水平和薪酬业绩敏感性均存在正向关系。首先,国企中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显著存在,敏感性系数为0.103,略低于非国有企业的非国企的敏感性大小。再者,政治关联与国有企业的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系数为0.060,即国有企业股票回报率每提高1%,有政治关联的高管薪酬水平会比无政治关联的高管多提高0.060%。足以证明政治关联对国有企业并非一种稀缺资源。对具有政治关联的高管,国有企业会在利润最大化目标下需要使用和业绩挂钩的薪酬激励方式,表现为更高的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综上所述,本文发现政治关联确实和一般企业的高管薪酬水平和业绩敏感性存在正相关性。其中,政治关联和非国有企业的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相关性并不显著。而相比于非国有企业,政治关联和国有性质企业的高管薪酬水平和薪酬业绩敏感性的正向关系较为明显。本文的实证结果还表明了我国上市公司已经初步建立起了高管业绩型薪酬体系,但对高管的薪酬激励强度普遍不足。本文的研究参考了国内外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利用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了政治关联与不同所有权性质公司的关系。对相关领域的贡献主要在于：首先,与以前研究高管薪酬的文献不同,本文在计算高管薪酬时较为全面地计算了期权激励的薪酬价值,填补了高管薪酬研究中期权薪酬统计缺失的空白。其次,本文探讨了不同股权性质的上市公司中政治关联和高管薪酬及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关系差异,为相关领域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因此,本文能在前人实证研究基础上,进一步丰富政治关联在公司治理领域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