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是随着工业社会的到来而构建起来的人的政治-文化共同体。这类社会构建的活动就是民族构建,它通过构建共同体成员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同质性和一体化以实现民族的稳定和发展为鹄的。学校教育是由工业社会催生的新教育形制,在本质上是一种“民族的教育”。它与民族几乎同步走上历史舞台,伴随着民族创生与发展的整个过程,是实施民族构建最重要的场域和途径之一。学校教育中的民族构建是一个被权力规训的过程。首先,通过制度安排使教师成为民族及其国家话语的忠实执行者,确保教育源头的标准化;其次,教育宗旨(方针)是体现民族及其国家意志的权力话语,它在学校教育中通过权力与话语转换运动,达到对人规训的目的。再次,教科书是一种承载着规训话语的教育资料,是民族及其国家对人规训的中介之物。最后,通过各种象征符号在教育仪式中的不同运用,强化人的民族认知和情感。中国王朝时代所形成完备的官学系统、“大一统”的政治同质性、儒家传统为内核的文化同质性以及成熟的官话系统为民族构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学校教育开始实施民族构建源于清末新政,肇始于民初,其目标是培养适应工业社会生活、忠诚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公民。民国初年,学校教育中的民族构建活动主要是助力中华民族观念和民族国家制度深入人心;国民政府时期,开启了政党主导“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民族构建历史。学校教育开始围绕国民党三民主义的民族构建方案实施“三民主义教育”。由于理论自身的阙如、学校教育规模太小、权力话语声音的孱弱以及实施策略上失当,最终导致了构建的失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学校教育开始围绕“共产主义”的民族构建设计实施“共产主义教育”。党在学校教育中运用了依靠组织来推动“共意”形成的社会动员经验,确保了民族构建活动在包括学校在内的各社会“单位”得以高效实施,同时学校教育在规模上也实现了普及,使得学校教育较为成功的实施了民族构建。在全球化时代和信息化社会背景下,中国学校教育中的民族构建受到内外部环境变化的双重挤压、后现代主义社会思潮泛滥带来的干扰、民族文化传统重构的挑战,同时又必须处置好“传统”与“现代”、“民族”与“族群”、“一体”与“多元”等多重矛盾。在变局中,学校教育应当继续坚定地实施中华民族构建,注意随时与民族内外部环境保持同步变化,并积极地参与民族文化传统的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