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总是伴随着新闻业的出现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批判的直接原因在于新闻生产的非理性呈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的张力下,新闻生产偏移职业道德和理想变得屈从和迎合。对新闻业的批判不仅因为其职业意识和理想的异化,还在于新闻业显而易见的重要地位、它对人所带来的观念和思想的变化,以及它独一无二的社会信息整合功能。如何使新闻业从异化回归理想?仅仅是依靠批判吗?批判显然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途径,这种外在的指责式的责难总是历史地显示出它的软弱无力。但是,尽管批判总是显得软弱无力,它却迫使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何使新闻也走上理性发展之路?任何讨论新闻业合理发展途径的方案都不应该剥离其所处的制度环境。在国内,新闻业的生态环境是:新闻媒体作为党的喉舌的使命不可动摇,但是,在导向方面,意识形态出现了较多松动,更多只是要求掌控主流意见。在自由成为一种普世价值的现状下,新闻业主要应从内部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目前,新闻媒体越来越推向商业运营,报纸转企呼声渐浓,广电系统也早已向商业模式运营转变。由于新闻本质上是自由的,因而也是和政治保持距离的(这种距离并不意味新闻和政治是隔离的,而是一种行为上的正当性)。所以在思考解决方案时不可能、也不应该寻求政治规则划分一个所谓新闻业理性状态的边界。在这种情况下,自由主义新闻的发展模式为我们就提供了一个现实的参照:依靠市场的调节机制,在理性的驱动下,实现新闻业理性发展的终极目标。因此,在论文的开篇,我试着给出受众理性存在的一种合理的生态环境。接下来,我开始试着解释受众理性的一些主要内涵。新闻生产的受众理性有着两方面的重要含义。一是针对生产者的,不仅生产者自身要成为在生产过程中的理性主体,同时,在新闻生产过程中受众也应被视为一种理性的主体存在,这是一种对新闻生产、对新闻业的负责态度。另一方面则是,在时代背景下,作为理性主体新闻生产者,应承担起传播理性的社会精英的责任。这是对康德所说的“人”(多数人)的理性启蒙是一个长期状态的积极回应。这两方面的含义涵盖这众多内容,我最终把它(受众理性)说成是一个框架而不是一个规范的定义。接下来,我进入了受众理性重点讨论的内容。新闻生产的受众理性的两方面的主要含义要求我们必须审视生产者和受众的关系,正确看待媒介效果,这里面纠缠众多复杂难解的争论,这些争论造成的刻板成见,深刻地影响着新闻生产;同时,当受众的理性处于暂时封闭状态时,新闻生产者作为理性的主体主动担当传播理性的责任。这样的责任在不同时代有具体表现,这为我们的先是思考提供了参照。在群体时代、在民主时代,新闻生产者怎样成为传播理性和人类价值的精英?另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控制”是在具体语境下,当然也是在民主语境下尝试思考理性的传播行为,它指出了我们现在的新闻观对于“理性”传播的一些不合时宜。这是针对生产者的,同时针对政治家的,在当下,在意识形态的语境下,真正的生产者并非是通常的媒体生产者。最后一章思考在具体语境下职业意识的尴尬处境。之所以选择汶川地震作为讨论的语境是因为这次地震报道空前的媒体准入比率,这也给这次事件报道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度。尽管地震本身没有什么秘密可言,国内媒体的报道思路依然一如既往,难有新闻语境下的突破。可以说,在事件报道中,尤其是在重大事件报道中,不管是不是迫于形势,这样的语境(信息自由公开)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趋势。这是对媒体新闻生产的要求,同样是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控制”的一种回应——这次报道中媒体的表现明显源自一种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压力。这也给我们在思考在其他语境的报道方式和手段提供了一个思考的起点,如何正确对待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应当成为怎样的控制方式?如何在报道中关注事件中的主体——人,新闻生产应该传播者一种怎样的价值观?……新闻生产的受众理性给出或引发出这些讨论,只希望能为新闻生产的合理运作做出一些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