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发展权交易,即在土地用途管制背景下,通过空间置换的方式实现土地用途方式的转变,这不仅对土地资源配置效率产生重要影响,更是关于利益分配格局的重大调整。地方政府处于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位置,关联了土地发展权交易的体制场域和社会场域,并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治理结构的具体设计和创新方向。因此,分析地方政府在土地发展权交易治理创新中的行动逻辑,对于完善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和构建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尽管已有研究关注到土地发展权交易中地方政府的复杂行为,但是尚未形成统一的分析体系来厘清地方政府与其他行为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在借鉴国家治理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土地发展权交易的治理特征,尝试从多主体行为互动的视角构建了一个闭环治理的制度分析框架,用于刻画地方政府在土地发展权交易创新治理中应对多重复杂关系的行动逻辑。在该分析框架的统领下,本文以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为研究主线,分别从“央—地”权力配置、地方政府间横向交易的驱动机制、地方政府与社会主体（产权主体与市场主体）的创新行动及其策略演化四个方面提供了实证研究。在“央—地”互动关系中,本文跳出整体性分析的传统思路,沿用周雪光提出的控制权理论,将土地发展权交易的控制权分解为目标设定权、激励分配权和检查验收权。然后,基于我国土地发展权交易的治理实践,总结各项子权力的变迁路径以及不同治理模式的权威类型,并进一步揭示治理目标的实现与偏离的制度因素。研究认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围绕土地发展控制权的博弈实质上反映了二者在治理目标上的差异和冲突,目标兼容性决定了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的放权程度;在“以地谋发展”的经济激励下,当前过于刚性的土地管控机制反而促使让地方政府利用信息优势将其自下而上地层层软化,从而使得中央政府对于土地发展权交易的各项控制权出现部分位移。在地方政府间横向关系研究中,本文以重庆“地票”模式为实证对象,以地方政府的两种激励来源——经济激励和政治激励为核心变量,区分和探讨了影响地方政府作出流入决策和流出决策的制度因素,并进一步分析了不同社会经济条件下的地方政府决策驱动的空间异质性。研究发现,在不同交易情景下,地方政府对这两种激励类型存在差异化的价值排序:在流入决策中主要受到“以地生财”和“以地引资”的经济激励,横向关系具有竞争和模仿的策略互动特征,在流出决策中更多是受到政治激励/压力的支配,横向关系存在此消彼长的互补效应。而在空间上,主城区和环主城区的决策机制趋于一致性,以经济激励为主;远城区的交易行为主要受到其他行为主体的政治关系的影响。在社会场域研究中,本文置身于更加具体的治理实践,以重庆“地票”模式中出现的两个创新案例为研究对象,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相关理论,剖析地方政府联合市场主体和产权主体创新土地发展权交易治理结构的发生机制。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尤其是区县政府可以凭借信息资源和政策资源的优势,将用地企业、农民和集体经济组织等相关利益主体“裹挟”到创新行动中来,从而形成土地发展权交易治理结构创新的初级行动团体;在对治理结构进行创新设计时,地方政府兼顾考虑合法性和效率性双重原则,且以合法性作为首要前提。在外部利润分享中,用地企业和土地发展权交易的产权主体以经济收益为导向,地方政府在经济收益上的让步程度取决于其能否从政治收益和社会收益中得到“填补”。最后,在两个创新案例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从演化博弈的视角分析了地方政府与产权主体和市场主体之间达成稳定策略的条件,以及关键变量对博弈系统的影响。通过数值仿真发现,区县政府与用地企业之间既存在围绕外部利润的竞争关系,同时也是一组相互依赖的利益共同体。在地方政府与产权主体的创新行动中,区县政府对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施加的行政压力是实现系统稳定的关键变量,它一方面提高了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选择“不参与”策略的成本,另一方面也加大了区县政府的谈判成本和政治风险;受到政绩递减效应的影响,地方政府与产权主体之间的创新行动可能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常态化后逐渐消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