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在贸易政策制定过程中,政府、选民和利益集团三者相互制约,共同影响贸易政策的形成。选民和利益集团通过投票、信息传递和政治捐献影响政府的决策。无论以“中间选民模型”为代表的直接民主机制,还是以“保护待售模型”为标志的间接民主机制,贸易政策都是民意或利益集团意志的不同程度反应,区别在于间接民主条件下,利益集团活动的机会更大,方式更多,同时政府也具备了寻租的权利,可以通过权衡全民福利或来自利益集团的收益而达到自己的政治目标。可见,主流的政治经济学模型需要建立在一定的社会制度形态之上,这些模型的构造完全依托西方的制度运行机制,对于类似中国这样处在不同意识形态和民主特色的国家,这些模型的假设条件显然不能满足实际情况。目前我国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我国贸易政策理论假说的简化式实证分析,或是西方国家对华贸易政策的经验分析。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深入推进,我国积极参与多边贸易谈判和双边合作,逐步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国内市场日渐统一,出现了以产业或部门利益为特征的经济和政治因素,因此带有集权主义特征的政府行为模型或理论假说面临着现实的挑战。此外,WTO框架内允许的贸易救济和产业发展措施已经代替了关税措施成为各国贸易竞争的焦点,我国为了践行入世承诺,大幅度降低关税水平,也不可避免的要参与非关税措施领域的博弈,目前以行政保护为研究对象提出理论假说的实证研究尚比较鲜见。本文旨在运用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在理论上综合考察入世后我国经济政策决策机制的新特点,在实证上对关税和反倾销措施两种典型贸易政策进行经验分析,从而探索我国贸易政策决策的主要规律,并对未来制定政策的方向提出启示。首先,在经济决策机制方面,本文通过阐述党的领导与政府机构设置,以及国际协定的约束力剖析经济决策机制的外在影响；通过逐一分析决策参与人——中央政府、经济主管部门和产业利益相关者的力量对比和决策传导过程,本文发现在加入WTO之后,市场经济体制使得行政主管部门的经济利益显性化。主管部门和下属行业之间形成了规制—俘获关系,决策参与人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改变,以集权主义为特征的决策机制正在弱化,取而代之的是以行政部门之间争夺管辖权和政策相关者之间博弈的决策过程。其次,在工业部门关税政策的经验分析中,本文构建了1996-2008年38个制造业部门、36个特定伙伴国的简单平均关税面板数据,使用动态面板和面板联立模型两种估计方法,考察了产业特征、产业经济安全和国际合作因素对关税水平及其变动量的影响。劳动—资本比高、国有企业占优、附加值高的产业游说能力较强,容易获得较高的关税保护,但是国家经济安全因素可以使政府独立于利益集团的游说。再次,在对外反倾销措施的经验分析中,本文构建了36个贸易伙伴国1996-2009年的面板数据,使用受限因变量估计方法分析了我国对外反倾销的179个案例,考察了国家利益假说、利益集团假说和二者混合效应对反倾销立案和实施反倾销税的影响。在反倾销立案阶段,国家利益因素是立案与否的主要原因,产业附加值、国际收支状况和别国实施的反倾销措施对我国立案有正向作用。然而,从实施反倾销税的案例来看,利益集团的游说能力对征收反倾销税有显著作用,但不同利益集团的游说活动存在差异,国有企业的游说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国家权威,而外资企业的游说效果要强于国有企业。最后,在中间品贸易保护的分析中,本文引入产业议价误差项,使用双边随即边界模型检验了上下游产业的议价能力与中间品关税政策的相关关系,并测度了上下游产业的议价能力。工业附加值率、劳动—资本比和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就业比重、利税比重是影响中间品基准产业关税的重要因素。从样本总体看,中间品产业的议价能力对本产业关税的高低有压倒性的作用,即实际应用关税大于基准关税水平。但是区域贸易协定和出口竞争力因素对议价效应有显著的影响,中间品产业的议价能力受到大幅度抑制,以致实际应用关税低于基准关税水平。综上所述,入世后,我国对外贸易政策既体现了国家利益又反映了政策相关者的利益诉求,贸易政策的形成是中央政府、经济主管部门和利益相关者相互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