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是一国发展的基础,而金融又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与经济的关系,是指金融系统通过自身的资产负债活动,促进经济增长,并且保持物价水平的稳定。在金融机构资产方面体现为贷款投放对实体经济的资金支持,在负债方面体现为货币的创造和流动性的增加。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金融总量实现了迅速扩张,社会融资方式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理论研究与政策执行都需要形成能够更加全面反映金融与经济关系的统计指标。根据中国宏观金融监测分析变化的形势,2010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要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这一概念。随后国家许多重要会议上都着重提出社会融资规模统计指标,并已连续写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以及金融工作会议等文件,成为金融宏观调控的重要监测分析指标,同时发展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对于它的研究有有助于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强化宏观审慎管理的力度,监控金融影响经济增长的程度以及识别经济结构存在的差异性。本文基于上述研究背景,对社会融资规模及融资方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展开分析。通过现状研究发现,中国社会融资规模的总量保持较快增长,融资方式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资金投放呈现季度性波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社会融资规模发展存在不平衡。故此本文引入状态空间模型和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依次就社会融资规模对经济增长、地区融资规模对区域经济增长以及社会融资方式对经济增长、三大产业的影响进行了逐一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一是社会融资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面。相关性上,社会融资规模与国内生产总值以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分别达到0.7381、0.7966和0.6498,但与进出口差额相关程度较低,只有0.2284。在不考虑政府投资行为的条件下,社会融资规模变动对经济增长指标存在正向效应,其变动1个单位将会影响国内生产总值变动1.0538个单位,影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变动1.1177个单位,影响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变动1.0587个单位。在考虑政府投资行为的条件下,对于国内生产总值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社会融资规模带来的影响要大于公共财政支出的影响,而对于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则相反。这表明,中国政府的投资行为影响了经济增长,而社会融资规模与公共财政支出相互配合,可以产生更大的冲击。二是地区融资规模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方面。相关性上,西部地区最高达到0.9467,中部地区次之达到0.9265,东部地区为0.7918。与之相对应对区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的相关性也是遵循相同顺序。动态影响上,地区社会融资规模每变动1个单位,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生产总值的变动均超过或接近1个单位。三是社会融资方式对经济增长和三大产业的影响方面。相关性上,对于国内生产总值,与直接融资的相关性最高,达到0.848,与间接融资相关性稍低。对于三大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产值相关性均较高,而与第一产业的产值相关性较低。动态影响上,对于国内生产总值,间接融资的影响要高于直接融资的影响。对于三大产业产值,社会融资方式对于第一产业的产值作用有限,并不能成为该产业发展壮大的决定性因素。而对于第二和第三产业的产值,直接融资的作用均较小,而间接融资的作用较大。这表明,在中国经济活动中金融机构较资本市场的作用更为显著。本文根据实证分析的结论,分别从完善社会融资规模的指标体系、健全区域性社会融资规模监测管理以及优化社会融资的方式与比例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基于现有的研究成果,形成三个方面的创新点。一是以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视角,着重关注了社会融资规模的运行机理,包括具体内涵、统计口径、运行特点及供需渠道等,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分析其影响经济增长的途径与方式,是对已有研究的重要补充。二是从中国区域的层面,探讨地区融资规模对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测算地区性社会融资规模所涉及的贷款、企业债券、股票等的发展变化对当地经济增长影响的动态相关性,以此考虑降低社会融资成本、提高区域经济增长效率的可能性。三是从社会融资方式的视角,分析比较社会融资规模中直接融资、间接融资的比例关系和相对构成,衡量它对经济增长及三大产业产值变化的作用效应,由此考虑不同融资方式的优化问题,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研究今后要继续拓展的领域是:社会融资规模及融资方式涉及信贷、股票、债券以及保险市场等,受数据的可得性和有效性的限制,对于它的统计分析较为复杂,需要对于该体系本身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并采用多种方法进行实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