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共同特点即都是政府监管之下的市场经济,竞争性市场和政府行政监管都是必不可少的。市场经济需要行政监管权力的介入以矫正市场失灵,维护公共利益。行政监管权力的扩张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现实的需要,但其本身也存在异化和失灵的可能性,权力越大,越可能我行我素,随意干预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这在中国这样的经济转轨国家尤为突出。法治的控权功能使政府服从法律制度,因此,以法律来规范行政监管权力的运行成为法学研究的一个课题。行政监管权力就是政府公权力对市场经济的介入和干预,直接限制市场主体的权利或增加其义务,它存在的前提是微观经济层面上的市场失灵。行政监管权力的设立主要是针对自然垄断、信息不对称、外部性、公共产品的缺乏等市场失灵问题进行监督、调节和干预,通过政府的行政监管以维护社会公平与公正。不同国家政府对行政监管模式迥异的选择反映了监管模式的选择必须与本国国情和实际相符合,自由市场为主基础上政府有限监管的经济模式成为当今市场经济国家共同选择趋势。行政监管权必须经法律授权才能设立,行政监管机构必须保持独立性,行政监管机构通常被法律赋予准立法权、行政权和准司法权,行政监管权力运行受法律控制。从理论上讲,完全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理想状态,即使不存在控制经济体系的主体,所有经济主体都采取使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行动,由市场“看不见的手”来引导,就可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但是,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这种完全竞争状态的市场并不存在,自然垄断、外部性、信息不对称、公共产品的提供等市场失灵普遍存在,由市场失灵造成的公共利益的损失依靠个体行为很难克服或者交易成本过高。公共利益的客观存在并不必然导致社会主体间合作,行政监管权以防止无效率的资源配置的发生和确保市场竞争的公平为目的介入市场,自始至终都需要政府以中立的态度和身份调节市场利益关系结构中的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等相互之间的利益冲突与利益矛盾。因此,矫正市场失灵,维护公共利益为行政监管权力提供了正当性依据。公共利益理论、监管公共强制理论、法律不完备理论论证了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行政监管权力的正当性和必要性。监管私人利益理论对监管权力的正当性提出了针锋相对且完全相反的观点。这些理论主张行政监管的立法者和执法者并不是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而是为私人利益服务,即用“私人利益”理论来解释监管权力的起源和目的。公共选择理论、利益集团理论、监管俘获理论让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政府监管并非完美无缺,监管机构和监管者都存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倾向,利益集团对监管的特殊影响与监管机构公共选择的动机相结合,最终可能导致政府被俘获。因此,对于政府行政监管权力必须加以约束和限制。中国固有的文化系统决定了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典型中国式的,它与西方的市场经济存在很大的区别。中国自上而下的监管体制改革在主观上阻力重重,受传统观念的束缚、计较部门利益和权力的很多政府行政部门成为改革的障碍。客观地说,监管权力和监管制度在中国建立的十几年间,监管效果并不理想。深层次原因就是监管权力和监管制度在市场经济体制表面之下行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之实,政府行政监管权力与市场主体权利关系颠倒。此外,民主与法治建设滞后导致监管权力缺乏制约,监管权力和监管制度在形式上也存在妥协与欠缺。行政监管权力本身行政权力的特质决定了必须对其进行法律控制,同时,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也要求以法律来规制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监管型国家的兴起突破了传统行政法学仅仅强调限制行政权力的局限,现代行政法理论强调在对行政监管权力制约的基础上实现规范与制约、确权与控权相结合。权力的配置以及对权力的限制构成了行政法中的主题。行政监管权力的合理配置主要包括两方面:在政府与市场外部实现政企分开,政府行政权力从竞争性领域退出,政府与国有企业实现行政监管、资产管理和生产经营分离;在政府内部实现权力分离,涉及监管机构与其他政府部门(主要是政策制定部门)之间的机构分立和权力分离,以及监管机构内部实现权力配置在横向上符合职能分离原则,在纵向可以采取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模式。行政监管权力的有效制约包括完善信息公开、行政程序、评估体系、行政问责和激励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