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沿线国家在经济发展、文化交流、政策联通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显著的成就,这不仅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机会,同时也为国际投资开辟了新的道路。“一带一路”联通了亚欧非大陆,涉及的区域广泛,不仅有日本、意大利等发达国家,还有中国、马来西亚、越南等发展中国家,由于各国经济、文化、历史、政治等方面都存在差异,这严重阻碍了国际投资的发展,也可能会导致国际投资争端,严重打击企业对外投资的积极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处于不同的区域,各国有着不同的法律体系,加之区域内还未制定统一的有关投资争端解决的条约,所以并没有形成专有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够利用的投资争端解决机构主要是ICSID、ICC、PCA等投资争端解决机构,但是现有的机制存在着各样的问题,这就使得投资争端不能得到有效及时的解决,影响了各方的利益。在上述背景下,笔者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利用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进行分析,并对其中主要的解决机制ICSID的改革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在本文中,笔者从四个方面出发分析了争端解决机制,第一章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沿线国家的投资现状、投资争端的特点和现有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第二章笔者对沿线国家在适用现有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梳理,主要是现有争端解决机制覆盖范围不全面、透明度不足、仲裁与诉讼成本高等,同时还存在着沿线国家不是条约的缔约国、签订的双边条约对于适用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存在限制、缺乏专业的人员等问题。第三章为认可度最高、使用率最高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为了更好地解决自身的问题进行了改革,但是改革提案涉及的范围依然有限,因此对于如何完善ICSID提出了建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应该更加积极地参与到现有投资机构的改革,同时培养本国的专业人才向其输入更好地掌握话语权。第四章是提议构建“一带一路”投资争端解决机构。虽然ICSID已经在进行第四次改革,但是考虑到存在的种种问题,就长远发展来看,构建“一带一路”投资争端解决机构可以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同时更好地维护沿线国家的利益。鉴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经设立了亚洲基础设施银行即亚投行,因此笔者建议可以仿照ICSID以亚投行为基础构建投资争端解决机构,充分借鉴ICSID的有益经验,规避其存在的问题。不仅如此,可以考虑充分发挥调解、诉讼、磋商等其他解决方式的优势,加强与多元化争端解决机制的衔接,更好地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相关国家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