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成熟期,在此期间,封建社会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苏轼,作为一代文坛盟主,也是一代文化巨匠,他的出现,是那个时代政治、经济、文化和他自身身世命运综合作用的结果。尤其因“乌台诗案”获罪以后,整个后半生被动的坎坷遭际和主动的孜孜求索,成就了苏轼看似矛盾复杂、实则丰富圆融的独特文化人格。《东坡志林》,虽在流传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舛误,但经考订,现通行之赵刊五卷本基本可认定系苏轼后半生所作的一部笔记文集。其前四卷为苏轼“无为而为”的随笔记录,文字精炼隽永,内容涵盖广泛;第五卷为苏轼“有为而为”的十三篇史论,借古言今,议论剀切。正由于《志林》兼有这样随机、随性和“有为而为”的双面性质,对于苏轼贬黄以来的文化人格的全面深入研究,便具有了典型而宝贵的意义。鉴于此,本文在版本考辨、去伪存真的基础上,以《志林》诸篇文本内容为主要依托,参互其他文献,从三方面来考察苏轼之文化人格:其一,借力释道思想,寓意归隐之思,在躬身实践中达成主体内在精神的超越和对自然生命的升华;其二,谐谑纵浪与理性精神的完美融合,实则自身情性与时代精神的水乳合谐,以及儒士忠骨之坚贞不屈;其三,立身大地,关怀民瘼,在与民共处、携手相扶的现实生活中,实现了自己生命的永恒维度,树立起了人民心中不朽的形象。由此,苏轼丰富复杂的文化人格便可藉《东坡志林》得以较为完整的呈现,《志林》在此方面,确有管窥而鉴全、鉴真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