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也是一部人类与自然之间关系不断演化的历史。原始文明时期，人类的分布与活动在相当大程度上是由自然生态环境决定的，相对于威力无边的自然界而言，人类对自然的开发、改造乃至破坏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因此，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在这一时期的表现基本上是“和谐”的。随着人类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进步，以及改造自然界能力的不断提高，人类对自然界的破坏也日渐加强。在农业文明时期，相对落后的生产力造成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开始出现不和谐，生态环境恶化曾经导致一些古代非常辉煌的文明消失，但并未从根本上威胁到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进程。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以来，人类掌握了变革自然的强大力量，集中体现在自然科学的兴起所带来的数次科技革命的发生，极大地赋予了人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巨大能力，并唤起了人类改善自身生存条件的欲望。然而，人类在极端“人类中心主义”理念之下对自然的掠夺，造成人类与自然关系空前严重的危机。进入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人类文明开始逐渐向一个崭新的阶段过渡和转变，这就是生态文明阶段。生态文明是对工业文明的扬弃，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崭新阶段。它以人与自然环境和谐为基本特征，同时包含了一系列为此而进行的制度设计和安排，又可称为环境文明或绿色文明。当代世界，生态文明初露端倪，在一些发达的西方国家已经出现了生态文明的较为明显的雏形。生态文明时代的来临，既是人类彻底摆脱旧的发展模式、消费模式束缚的巨大历史性机遇，同时又是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　　 通过对人类文明形态转型的研究，可以清晰地发现，作为工业文明的超越物和取代物，生态文明是一个崭新的文明形态，具有鲜明的理论特征：它是人类思维方式的重大变革，试图超越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其归宿点是人与自然的平衡而不是以人为世界的中心，在强调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前提下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它强调人类发展模式的变革，即强调可持续性发展，是当代人类发展的正确模式和通往美好明天的道路；它强调人类消费方式的变革，反对过度消费，倡导合理的适度的消费，强调生活的质量而不是简单地满足需求，其实质是倡导“绿色消费”；它是多样性与整体性价值的统一，其价值观强调尊重多样性，同时也强调整个人类、整个地球的整体性与统一性；它是全人类的价值追求，它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发展和共赢，将有益于整个人类的福祉；它的一些理论诉求，如真正基层性的广泛民主、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社会与环境公正、相互支持的社会-自然关系等，不同程度地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理应成为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基础。　　 作为一种崭新的人类文明形式，生态文明的产生和发展无疑要汲取大量的理论营养和实践成果。作为有着5000多年灿烂历史的中华文明，虽然是工业文明的迟到者，却与代表人类未来的生态文明在理念上有很多的一致性。因此，在构建生态文明的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里的生态智慧可以提供诸多的理论营养。另外，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与对未来社会生态文明的雄辩论证，有力地揭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历史必然性，从而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重要体系，成为当代建设生态文明极为重要的理论依据和思想来源。20世纪60年代以来，面对全球性生态环境危机的蔓延，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异军突起。它认为，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要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进行制度替代。作为一种为解决危机而提出的理论，生态社会主义理论雄辩地证明，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真正实现人类、社会、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从根本上说，生态社会主义的这些理论主张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有益补充和深化，它构成了生态文明的重要理论来源。　　 从生态文明在全球的发展状况来看，它已经超越了社会制度的局限，成为全人类必须面对的重大历史性课题。无论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暂时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在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伟大转向中扮演着各自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它们为生态文明构建所付出的不懈努力、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以及为之所付出的沉重代价，都是人类文明转向过程中难以避免的，同时也在不同的侧面、以不同的程度丰富着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　　 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工业文明的发展在人类与自然关系方面的弊端逐渐显露，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成为困扰其进一步发展的巨大障碍。最早享受到工业文明的伟大成就，同时也最早遭受严重环境危机的西方发达国家，在探索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生态文明理论的进程中，自然也处于领先地位。在这些国家，有关生态文明理论的探索在经历了“生存主义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两个阶段之后，逐步向“生态现代化理论”阶段转变。客观地说，西方发达国家在生态文明理论的探索与构建过程中，已经取得了重大的理论成果，做出了重大的理论贡献：一方面，包括生态哲学、生态经济学、生态政治学在内的诸多理论的快速发展，使当代西方的生态思想日益丰富和成熟；另一方面，绿色政治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西方的环境政治，充实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态文明理论。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态实践来看，它是和绿色理论的萌芽和发展同步进行、相互促进的。生态文明在西方国家的实践，表现为来自各个层面的生态关注和积极参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生态文明在西方国家已经初见端倪，从而为整个人类迈进生态文明新阶段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客观地说，当代西方国家的生态实践及其成果，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在进一步建设和完善生态文明的进程中，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在制度等方面的局限性，使其不可能彻底改变人类与自然之间的不和谐状态。换言之，生态文明建设在西方发达国家逐渐遇到了影响其持续发展的诸多难题：其一，西方国家发展理念的制约。伴随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数百年的“人类中心主义”，难以随着这些国家生态思想的日渐成熟和生态运动的迅猛发展而彻底改观，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发展模式的变革，从而影响了这些国家生态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其二，资本主义制度的局限性。西方国家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内在动机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冲突，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环境保护中存在的外部性问题，致使彻底解决环境问题成为难以完成的历史任务；其三，西方国家与全球环境问题之间的复杂关系。西方国家生态环境的改善在相当大程度上是以环境问题的国际转移为代价的。西方国家的“环境侵略”、“环境殖民主义”成为发展中国家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的重要根源，从而也在相当大程度上制约了整个人类迈向生态文明的步伐；其四，西方国家内部环境政治现状的局限性。来自各方面的反环境保护主义势力还很强大，它们采取各种手段阻挠和破坏环境保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从而使西方国家在生态文明建设上的设想和努力受到很大影响。　　 笔者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环境中发展起来的生态文明，已经遇到了很大的发展阻力和难题，而在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又不可能通过改良来解决这些难题，从而建成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文明。只有实现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超越或替代，以一种更为优越、更为先进的社会制度取而代之，才可能将生态文明进一步推向前进。这样的发展任务，历史地落到了社会主义的肩上。生态文明的未来，与社会主义的发展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人类文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社会主义思想的产生和实践无疑是历史的巨大进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主义是社会历史进程的必然阶段，是对资本主义的制度替代，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其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换言之，脱胎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是资本壬义的超越物、对立物和替代物，理应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条件下更为美好的人类生存和发展空间。从历史上来看，社会主义国家对环境问题的认识、为解决生态环境危机所进行的探索及其实践成果，不仅是积极的、有效的，而且在某些方面是领先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为人类走向生态文明新阶段做出了不可忽视的历史贡献。然而，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受到生产力发展状况和国家发展战略的影响和制约，社会主义国家对生态文明的认识和实践在一定程度上脱节，加之政策制定上的不足和失误，造成较为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不仅影响了社会主义的持续健康发展，在前苏联东欧国家甚至出现了由于严重环境危机所引发的政治危机。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传统社会主义并没有如其所设想的那样，给生态文明建设铺就更好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基础，却由于种种原因使生态文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表现出明显的渐进性特征。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作为人类文明的最新发展形态，生态文明之所以会在其生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经历一些挫折，尤其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表现出明显的渐进性发展特征，是源于传统社会主义某些过于激进的脱离实际的理论指导、长期片面追求生产力的赶超型发展模式、尚不成熟的环境政治状况以及普遍较低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在这些条件的制约之下，不可能催生出较高的生态文明理念及其实践。客观地说，生态文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发展，并未取得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已经取得的重大成就。因此，社会主义国家要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取得更大成就乃至实现历史性超越，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就必须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已取得的经验，并结合自身发展情况进行理论创新和新的实践探索，从而走出一条符合社会主义性质和特点的生态文明之路。　　 中国自1949年选择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就一直是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主要成员之一。在6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项事业都取得了重大进步。可以说，中国在实现工业化的进程中取得了实质性的、令世界瞩目的伟大成就。面临人类文明的历史性转向，社会主义中国在实现新型工业化的进程中，还将同时面临建设生态文明的历史任务。回顾中国对生态文明的认识过程，我们发现，中国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经历了明显的从盲目自信、放任自流到实事求是、认真负责的态度转折。在此过程中，中国付出了沉重的历史代价。当代中国要在生态文明建设上有所作为，做出历史性贡献，就必须借鉴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有益经验，并尽力克服其不足，同时，大力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越性，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发挥社会各个阶层环境保护的热情和能力，共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其一，建立“人本主义”的发展模式：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克服主观唯心主义在人类与自然关系方面带来的偏差，确立同时关注人类发展和自然环境的、更加和谐的“人本主义”发展观，并以之来指导中国未来的发展；其二，科学合理地处理环境保护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关系：大力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争取建立完善的环境保护体制，这是能否建成中国特色生态文明的重要环节；其三，经济发展模式选择的前瞻性：力争在以循环经济为主要特征的新型生产方式的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并借鉴稳态经济的有益主张，走上生态现代化之路；其四，在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的选择上，反思并抛弃西方国家现存生产方式下所伴生的消费模式，以“适度生产、合理消费”来引领人类消费和生活模式的发展潮流；其五，坚持“政府主导”生态文明建设的传统优势，同时合理引导并充分发挥群众和各类环境NGO的环保热情和巨大能力；其六，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崭新思路：运用全球治理等崭新理念和方式，为实现全球自然生态环境与人类的和谐相处而努力。　　 综合对中国构建生态文明途径选择的思考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现状，笔者认为，在当代中国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中，机遇和挑战同在，局限性与超越性并存。所谓当代中国建设生态文明的历史局限性，是指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之路是在较低的生产力发展状况和较低的社会发展阶段展开的，由于生态意识薄弱、生态政治滞后和政府行为相对缺乏制度约束，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未能很好地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且距离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还有很大的差距。因此，在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体现出明显的、带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局限性。所谓当代中国建设生态文明的历史超越性，是指作为当代世界最大、最有希望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对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举世瞩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上代表了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水平，因此，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做出的努力、取得的成就和对世界生态文明建设做出的贡献，就不仅是中国在发展过程中的自我超越，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对资本主义的历史性超越，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种超越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生态文明乃至社会主义的未来。　　 纵观人类文明的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轨迹：从远古时代开始的黄色的农耕文明--近代以来黑色的工业文明--发端于现代的绿色的生态文明。在整个人类从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的历史变迁中，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并未阻止其前进的方向，不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都曾为之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并做出了各自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人类在生态文明构建中所取得的经验和所付出的代价都是弥足珍贵的，也是不可或缺的。从生态文明的发展未来看，它的前途一定是社会主义的，这也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共同归宿。从社会主义经典理论来看，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对立物、超越物和替代物。应该看到，近年来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出现了许多新变化，借鉴了很多社会主义的经验和做法(如加强了国家的宏观调控和政府干预措施)，其实质就是资本主义对自身进行的部分扬弃。当今的资本主义已经大大不同于以往，它在某些方面已经包含了一些社会主义的因子。资本主义国家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包括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为其最终走向社会主义准备了更好的历史条件。同时，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借鉴与创新也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实现生态文明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相互借鉴、协同进步乃至“共赢”，为它向更高阶段的发展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其结果必然会加快更为美好的社会主义时代的到来，而那正是实现了“两大和解”的、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文明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