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参与理论几乎无一例外地认为，只要扩大工人参与企业管理的机会，就会激发职工主人翁意识和生产积极性，生产效能会因为工人参与决策和管理机会的增加而得到显著提高。从理论上来说，参与不仅增加了生产率，而生产率的增加又导致工人对参与的更大信心与更大满足，这又反过来激励了工人要求更多参与的欲望。　　但本文通过对一个案例企业的实证研究揭示，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工人的参与效能没有能够如上述参与理论所描述的那样成绩卓著。本研究显示，长期以来工人阶级梦寐以求的“当家作主”地位一朝成为现实，工人却对“当家作主”表现出出乎意料的冷漠与疏离。　　推行工人参与企业管理，落实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承诺，是党长期以来实践其群众路线的重要内容之一。从革命根据地时期开始，工人参与企业管理一直是党的产业政策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根据地政权探索了不同的工人参与模式，诸如工人管理委员会、工厂委员会和工厂会议以及职工代表会议制度等，都是党动员工人参与企业管理的重要组织形式。这些民主管理的模式，在此后数十年的实践中，一直被延续下来。　　国家之所以以一种积极的姿态竭力动员工人参与民主管理，一个十分重要的考虑是此举有助于巩固新生的政权。应该说，动员职工广泛参与企业的民主管理，客观上推动了社会主义改造。但由于生产关系的调整，使得传统劳资关系转变为新体制下的“国家—职工”关系格局。在这一格局中，基于职工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在根本上的一致性这一政治预设，职工个人丧失了与企业或国家进行讨价还价的政治空间，试图通过参与企业管理来获得个体性收益的逻辑基础也不复存在。这种湮没职工个体性利益的动员式参与，势必难以激发起工人群众的参与兴趣。　　本文通过对29棉纺厂的研究发现，动员职工广泛参与企业民主管理，推动了社会主义改造;但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却使得职工民主管理失去了进一步推进的动力。推进职工民主管理是国家政权建设的一个具体抓手，但国家政权建设的推进却无形中削弱了职工民主管理进一步推进的政治空间。正是这一悖论的存在，使得计划经济体制下工人参与最终变得低效甚至无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