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化建制运动，知识分子改造对当代文学的生成和发展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也就有其特殊的研究意义。第一，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来看，知识分子改造运动是毛泽东现实社会主义民族国家的现代性构想中关键的一环，与当代中国前三十年的政治文化与意识形态建构紧密相关，也与八十年代中国二度现代性转型有直接联系。因此，改造虽然以政治运动的面目出现，但其承担的历史和思想内涵要远远大于革命的暴力规训，涉及的关于知识、意识形态的曲折想象，也远非“反智主义”可以概括;第二，从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来看，改造可以被视作某种“承上启下”的中间环节——它上承了现代知识分子自我启蒙、自我忏悔的内在要求，下启市场经济体制下知识精英的群体性失语。换句话说，改造运动的发生是知识分子主体与意识形态客体双重作用的结果，而它对当代知识分子在新时期后的主体重建具有延续性的影响。最后，从历史评价的角度来说，极端化的改造运动毫无疑问是应该被否定的，但如何跳出二元对立的思维结构对“知识分子改造”进行知识性的梳理，而不是无视了社会主义国家文化制度建设的基本需要与无可避免的矛盾，将对制度、革命和政治权力的反思简而化之地推向对整个社会体制乃至于意识形态的否定，则不但关系到我们今天是否能还原历史语境，对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内部逻辑给出一个较为客观公允的结论的问题，也关系到我们能否准确把握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心灵史。　　基于此，本论文将从制度的建构，主体身份的认同，文本阐释三个角度，考察知识分子改造这一政治事件在“历史现场”与“文学想象”两个话语场中呈现的各异面貌。全文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语三大部分。绪论从马恩原典和党关于知识分子管理、培养和批判的史料的互读中，对当代知识分子改造的理论资源及其历史误读做了耙梳。同时，也对这种误读所造成的种种悖论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的阐释。最后，结合新时期的文艺政策，探讨了知识分子改造在“文革”后的“承继”与“变体”。　　正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从宏观角度，以左翼文学、延安文学和当代“前三十年”为界，梳理知识分子在时代语境变迁下的不同文化人格状态与生存处境。同时，对运动的发生、发展和主要采取的方法、模式作出必要的交代。　　第二章从制度的建构入手，探讨组织化的单位结构和意识形态化的批判体制对知识分子改造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前者以提供物质生活保障和社会地位等方式，为改造的顺利进行提供外部条件，而后者则通过与政治权力结合的方式，推行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审美范式与文化逻辑。但制度又是以人为根本的，或者说思想改造的悖谬性，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怀揣着不同目的进入“制度”的知识分子。因此，本章还以专节讨论了掌握话语权的“中心作家”在运动中的不同表现，以呈现历史本身的复杂面。　　第三章承接第二章的体制研究，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角度出发讨论作家主体的身份认同与叙事立场的迁移。在“前三十年”，知识分子大多全盘接受了意识形态的改造要求，自觉成为革命宣传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但是，这种身份认同的原因又是极其多样的，当个人的因素参杂进来时，就需要我们分别分析。八十年代以后，集权政治指挥下的破坏性改造被指认为“历史错误”而得到逐步纠正，归来者们随之通过叙述悲惨的改造经验，来重新建构启蒙者的言说身份，但在这一过程中，创作主体和主流话语又出现了耐人寻味的同构关系。直到后现代主义兴起，知识分子越来越走向个体立场，他们所表现出了身份认同才真正趋于多元化。　　第四章和第五章转入对文本的具体考察，分别从知识分子形象建构与审美范型流变两个角度，讨论当代文学中改造题材的叙事流变。在这部分中，笔者没有从狭义的“形象分析”和“审美范式”角度阐释作品，而是力图在形象学、叙事学与思想史、文化史的中间建立起一套动态平衡的阐释机制，不只告诉读者有哪些形象和叙事手法，更要从这些表征性的符码背后找到不同时代话语留下的文化印记。　　结语一定程度上跳脱出“前三十年”意义上的“改造”概念，思考后现代语境中知识分子的思想困境和重归精神高地的可能性，并从专业化和道德化两方面提出了新的“自我提升”和“自我改造”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