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紧迫性以及世界各国对制定适应性政策的需求促使气候变化适应性科学的发展。原住民气候变化适应性研究是理解影响适应性关键因素以及提供相关政策建议的有效途径。这类研究中，学者们一致认为乡土生态学知识（乡土知识），社区资源管理机制（社区机制）及宏观政策机制是促进原住民气候变化适应性的关键因素。然而，仍然存在的疑问是这三个因素如何作用，国家政策如何干预，从而促进原住民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本研究以青藏高原藏族牧民在社区层面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为切入点来探讨此议题。结合二手资料以及多次野外调查，通过建立社区层面气候变化适应性评估框架来阐明问题。最终得出以下结论:　　 1)牧民适应以改善生活为目的，因此其适应性往往受到气候以及其他社会生态因素变化的共同影响。参与牧民适应过程的主体间跨时空尺度的互动关系是决定藏族牧民气候变化适应性的核心;关键在于这些关系的变化影响牧民适应所需资源和信息的获取及流通。牧民能够适应目前以及要适应将来的气候风险必须依赖于更大社会空间范围内不同主体间跨尺度的积极互动。　　 2)宏观政策机制促进牧民适应性正是在于其能够在更大社会空间范围内引发适应主体间跨尺度的积极互动，增进系统适应力，降低系统对气候干扰的敏感性。然而，宏观政策机制也带来不良干扰;微观层面的乡土知识和社区机制通过调整系统的重组能力减缓这些干扰;其还分别通过增进系统适应性学习能力，“社区—牧户”积极互动促进牧民适应性。　　 3)乡土知识，社区机制及宏观政策机制间存在相互促进，相互抑制，衔接缺失的动态关系。国家政策可通过调整三者关系（减缓跨尺度不良干扰，增进跨尺度积极互动）促进牧民气候变化适应性。最直接的方式是在宏观政策制定过程中考虑乡土知识及社区机制。而我国目前的政治经济体制决定了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思路仍是主导方向，支持这些微观因素发挥作用的宏观政策环境在短期内难以形成。但作为宏观政策实施者的基层政府往往能够缓和这些因素间的抑制关系，减缓跨尺度不良干扰。同时，国家政策应继续强化已有的跨尺度积极互动关系;支持牧区市场经济发展以及牧民生计多样化的宏观政策对促进藏族牧民的气候变化适应性有明显作用;且符合我国目前的政策体制框架。另外，国家政策可以促进新的跨尺度积极互动关系的形成;推动农牧民经济合作组织建设，促进乡土知识和科学知识的交流。　　 总之，青藏高原藏族牧民的适应性不能够只依赖于牧民自身的知识与社区层面的资源管理机制，也不能仅寄望于牧区市场经济的永远繁荣。只有牧民，基层政府部门，科研工作者，市场，国家政策决策机构，以及其他社会各界力量都积极参与进来，才能不断促进藏族牧民的气候变化适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