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国际气候谈判中的关键行为体。无论从美国造成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责任来说，还是从美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能力来看，它都是一个环境大国。但是，美国在进行关于《京都议定书》的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时候，其所采取的政策和立场存在着悖论。例如，美国在促进全球气候变化科学的研究方面发挥了首要的作用，但是它对通过国际机制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承诺非常有限。美国在促使《蒙特利尔议定书》生效的过程中曾经发挥了领导者的作用，但是它在关于《京都议定书》的国际谈判中，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一个拖后者。由此，本文假设一定有某些因素影响了美国对《京都议定书》的政策。但是这些因素具体是什么?其中哪种又最为重要? 本文利用双层博弈的模式，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后认为：美国对《京都议定书》的外交决策和行为是其政府首脑进行双层博弈的结果，其中政府首脑所采取的策略是影响美国对该议定书政策的最为重要的因素。美国的政府首脑在参与《京都议定书》的国际谈判过程中，一方面要考虑他的提议能否得到其他国际谈判参与者的接受，另一方面又要思忖他在国际层面上所达成的协议能否得到国内的批准。这两个层次上的因素既为政府首脑在《京都议定书》问题上提供了进行外交决策的机会，也对政府首脑的决策造成了限制。由于参加国际谈判的政府首脑所采取的策略对国内获胜集合的规模影响最大，因此它成为影响美国对《京都议定书》政策的最为重要的因素。 具体地说，克林顿政府的首要谈判者在关于《京都议定书》的国际谈判中，一方面要考虑其他的国际谈判者是否接受其提出的立场，另一方面又要考虑可能达成的国际条约能否得到国内的批准。克林顿政府时期由两类因素(第二层次的权力分配、偏好和可能的联盟以及国内的批准程序)决定的获胜集合的规模是比较小的，但是克林顿政府采取的策略，扩大了仅由这两类因素决定的获胜集合的规模，从而促进了美国与其他国家达成《京都议定书》和该议定书获得国内批准的可能性。但是克林顿政府并没有把该议定书送交参议院获得批准，这是因为克林顿政府意识到，《京都议定书》尚没有完全处在国内获胜集合的范围内——即没有对关键的发展中国家在减排温室气体的承诺问题上作出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即使递交这一议定书也不可能得到国内的批准。布什政府退出《京都议定书》也是其政府首脑进行双层博弈的结果。在严格的意义上，布什政府时期在《京都议定书》上的获胜集合仅存在于2001年1月到2001年3月。在这个阶段内，首先在第一层次上，布什政府认为《京都议定书》本身存在着缺陷，并且进一步的国际谈判不会使谈判各方的获胜集合得以重合。其次，国内因素也对布什政府的首脑谈判者造成了限制。即如果美国不能够在国际层面上解决减排温室气体的低成本问题以及发展中因家有意义地参与问题，则国内也不会批准该项议定书。最后，布什政府行使了否决权，宣布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在这个阶段内，决定获胜集合规模的前两类因素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美国宣布退出了《京都议定书》。这也意味着政府首脑的策略对获胜集合规模的影响是最大的。为了进一步考察布于十政府时期国内行为者对《京都议定书》的立场和态度相对于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差异，本文假设美国在宣布退出该议定书后仍然存在着“获胜集合”，并且进行了相应的分析。 此外，本文通过分析影响美国对《京都议定书》政策的因素，对双层博弈模式本身进行了证实和局部的完善。例如，本文的分析证实，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谈判者采取了策略性的行动，使得国际气候谈判成为一个互动的进程。山此证实，国际因素和国内因素在决定国际谈判的结果方面是同时和相互发生作用的。这种双层博弈的分析对国际谈判结果的解释要比单一层次分析的解释力更强。另一方面，本文通过实际的分析也指出了双层博弈模式不周全的地方。例如，本文与双层博弈模式不同的观点是:认为过小的获胜集合未必带来谈判上的优势，而可能导致在第一层次上不会首先达成任何协议;同时，一个大的获胜集合未必必然破坏主要谈判者的谈判能力。 最后，本文强调，对影响美国的《京都议定书》政策的因素进行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美国的环境外交政策，而且有助于我们理解和解释国际气候合作。美国对《京都议定书》的政策与全球气候变化机制的创立过程并不是完全分离或者割裂的两个事件或者过程，因为本文对前者的研究是在关于《京都议定书》的多边谈判的背景一「进行的，因此对美国在《京都议定书》上政策的分析有助一于我们理解全球气候变化机制的创建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