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十三·五”时期和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经济的重要热点问题。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得各地区的经济总量和收入水平大幅提高,但由于特定时期下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中国东部沿海地区集聚了大量产业发展要素,逐步形成了以东部沿海为“中心”、中西部地区为“外围”的经济地理格局,中心与外围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发展差距。早在“九·五”时期我国就开始注重经济协调发展,提出诸多旨在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的相关政策。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愈发突出：一方面,工资收入差距呈现不断扩大的态势；另一方面,生产效率差距也有没明显改善,显然不符合“协调”的发展理念。另一个显著的特征性事实是,产业协同集聚成为未来发展趋势。国际上经济发达的国家(地区)均形成了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的“双轮驱动”发展模式,产业协同集聚发展成为优化产业布局、提升本地经济的重要手段。中国也非常重视产业协同集聚发展在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颁布相关政策以鼓励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协同发展。城市层面,相继提出积极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使城市产业结构由制造业单一驱动向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双轮驱动”转化,通过颁布相关优惠政策引导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在本地选址。长期以来,中国地区间“收入”和“效率”差距的不断扩大抑或未改善,迫使我们反思是否以往忽略了关键的变量(或机制)使得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这一重大问题的讨论并不充分。那么,产业协同集聚能否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令人遗憾的是,目前关于“产业协同集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研究仍处于分离状态。因此,研究产业协同集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从具有“产业”和“空间”二重属性的产业协同集聚为切入,紧紧围绕现实背景,直面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这个中国重大现实问题,运用空间经济学理论,通过构建“产业协同集聚—空间结构调整—经济协调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搭建起了产业协同集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之间内在联系的桥梁,重点分析了产业协同集聚的工资收入增进效应、生产效率增进效应以及产业协同集聚效应的空间边界,并利用中国的经验数据对研究重点进行了实证上的检验,从而为区域经济进行“收入”协调和“效率”协调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即以空间结构调整和优化带动产业协同集聚从而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长三角城市群产业协同集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案例研究进一步验证了本文观点并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实现路径借鉴。最后,本文还提出“产业联动—空间联动—制度联动”的空间结构调整三维政策体系以带动产业协同集聚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依据本文的分析框架和逻辑思路,通过系统的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之后,得到以下结论：理论方面：第一,产业协同集聚与空间结构存在互动机制。借鉴Fujita & Thisse(2012),理论上根据均衡条件的不同会产生两种空间结构：(1)高首位城市空间结构。均衡时,随着人口规模的增长,空间连续性下城市空间规模不断扩张但不会生成新的城市；劳动力的福利水平先增加,当人口规模达到某一阈值,后降低；(2)扁平化城市空间结构。均衡时,存在一个人口阈值,低于该阈值时劳动力的福利水平不断提高；而当人口规模超过该阈值,扁平化城市空间结构原有均衡打破,会形成新的城市进入另一个均衡,从而使劳动力的福利得以提升。第二,产业协同集聚能够促进工资收入和生产效率增进。通过整合异质关联和引入中间产品部门,在拓展、整合和推演Redding & Venables(2004)和Fally et al.(2010)以及Ciccone & Hall(1996)模型的基础上,研究表明产业协同集聚具有工资收入增进效应和生产效率增进效应,为区域经济进行“收入”协调和“效率”协调提供了理论支点。实证方面：第一,根据既能反映“协同质量”还能反映“协同高度”的修正E-G指数,基于2004-2012年中国经验数据的测算发现：中国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水平呈现典型的“中心—外围”经济地理格局；中国城市工资收入和生产效率具有相似经济地理结构特征,且根据Moran’s I指数,中国城市工资收入和生产效率存在空间相关及其距离衰减规律特征。因此,实证上需要考虑空间维度,选取合适的空间计量模型才能得到更为准确和稳健的结果；第二,产业协同集聚工资收入和生产效率增进效应实证分析表明：(1)二者的确存在“空间依赖”,考虑空间维度的计量分析验证了产业协同集聚的工资收入增进效应、生产效率增进效应和空间外溢效应,即临近空间工资收入和生产效率的提高也能带动本地工资收入和生产效率的增进；(2)产业协同集聚工资收入增进效应方面,存在较大地区差异和行业异质性,为差别化、精细化指导地区工资收入提高提供了依据；(3)产业协同集聚生产效率增进效应方面,存在地区差异特征,中西部地区城市仍以投资驱动为主,而东部地区城市形成了发展动力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的多路径均衡发展态势；产业协同集聚的效率增进效应还具备行业异质性,不同行业间协同集聚对效率增进的作用大小不同；第三,产业协同集聚“收入—效率”增进效应的空间边界估计结果显示：空间溢出在300KM左右范围内最强,即周边300KM左右范围内城市的产业协同集聚水平的提高同样会提升本地的“收入”和“效率”。那么,产业协同发展、集聚发展不应该仅限于单个城市,特别是在城市拥挤效应凸显的情况下,应在更大的空间范围进行协调；同时,考虑到300KM左右的空间范围与城市群的空间规模相吻合,以城市群经济的打造进行产业协调具有现实可行性。因此,产业协同集聚效应空间外溢边界的确定为突破行政区划限制进行产业协调和同城化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第四,长三角城市群产业协同集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案例分析进一步验证了上述结论；同时,其“产业—空间—制度”三维特征的城市群经济空间结构调整路径的案例启示对于本文政策体系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政策建议方面,本文形成了“产业联动—空间联动—制度联动”进行空间结构调整和优化带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体系：产业层面,需要联动发展的产业政策指导以加强产业关联、促进产业的纵向延伸和横向扩张,提升“协同高度”和“协同质量”,以产业协同集聚建设提升城市群经济发展；空间层面,通过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空间联动发展调整和优化城市群空间结构,有效降低运输成本、促进要素和产品的城际流动,强化产业关联、推动城市群产业联动；制度层面,应该突破行政壁垒限制,进行城市群经济下的制度联动发展,统筹引领城市群的产业联动和空间联动,实现产业、交通和市场等一体化的同城化设计。本文的独特之处和可能创新在于：一是视角方面。本文运用空间经济学理论,以产业协同集聚为切入,构建了“产业协同集聚一空间结构调整一经济协调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厘清了“产业协同集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之间的内在理论联系；二是理论方面。产业协同集聚与空间互动的内在机制和效应研究是现有研究的空白地带和薄弱环节。本文在拓展、整合和推演经典模型上的理论与实证,使得对产业协同集聚这一典型空间经济问题形成了“现象→机制→效应”的完整分析脉络,补充了现有理论；三是实证方面。本文在E-G、D-O以及Colocalization指数等基础上,构建了适用于本研究的产业协同集聚水平测度指数,并以此进行了统计和回归分析。另外,空间计量手段的使用,非常切合中国非均质空间大国特征和关键变量的空间依赖特征,有效避免了以往研究中的实证分析偏误；四是结论方面。以空间结构调整和优化带动产业协同集聚从而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可行的。本文提出了“产业联动—空间联动—制度联动”的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现实路径和政策体系,为区域经济进行“收入”协调和“效率”协调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