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牍作为姚鼐与其亲友、弟子之间交流思想、传达感情的重要途径和载体,以其真实而又丰富的文献记载,成为桐城派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就研究资料的价值和可靠性而言,传记不如年谱,年谱不如日记、尺牍等第一手文献资料。本文即是从尺牍这一特殊文体着眼,以姚鼐与其弟子交往为中心,在展示其尺牍特色和成就的同时,从隐性层面勾勒并揭示出桐城派发展壮大的原因和整个过程。本文共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为“源流论”。通过对桐城派代表作家的尺牍研究,努力寻查桐城派发展演变的真实轨迹。姚鼐及姚门弟子尺牍的梳理,对于还原桐城派重要作家的文学活动心理,探寻桐城派传播的有效途径,摸清桐城派内部以及与他人之间的文化交往,构建原生态的桐城派发展图景等,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和价值。第二部分为“个体论”。尺牍在寒暄与通讯的基本功能外,一切关于时局事态、思潮学风、文学艺术、人物风情,乃至个人遭际,无不可以纳入其中。尺牍虽然短小却内涵丰富,虽然具有隐秘性的特点却又常常直抒胸臆。尺牍不拘形式、不受绳墨,更能显露个人的才情,这为进一步了解桐城派文人的生平交往和思想流变提供了一个绝佳的途径。第三部分为“比较论”。我们将姚鼐的尺牍和归有光、袁枚、吴汝纶的尺牍做比较,从异代知音、当代友人(亦敌亦友)、隔代后学三个层面展开论述研究,这既有利于进一步了解姚鼐等尺牍的成就及特色,也有助于对桐城派流变的揭示。陈用光、姚莹、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刘开等人亲从姚鼐问学,郭汝骢、曾国藩等人则通过尺牍而“悟于学”。桐城派之所以能够立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上述姚门弟子及私淑弟子的鼓吹和推动的结果。在姚鼐的倡导下,姚门弟子之间尺牍往来不断,姚鼐与其弟子相互阐发应和,桐城派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尺牍既是桐城群体交流的工具,又作为载体,生动地记录桐城派发展壮大的这一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