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眷村”是台湾社会政治体制下的特殊产物,半个世纪以前近两百万大陆军民跟随国民党政权渡海来台,为稳定军心而兴建的军人及其眷属暂时居住的简易房舍。“眷村”不仅代表着台湾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过去,在文化意义上更标志了外省移民第一代和在岛内出生的第二代,对于内战和大陆故土、漂泊流离的身世、大陆与台湾之间的文化身份认同等的重要象征。第一代眷村人背井离乡历经波折辗转来台,他们从未将此视为久居之地,多少年来魂牵梦萦的是大陆的故乡,他们所演绎的历史荒凉,至今仍让人怵目惊心。时移事往,眷村的兴衰同时也见证着台湾社会环境的变迁。当阶段性的使命完成后,眷村与眷村人由于与国民党政权的密切关系,在“本土化”成为主流权力话语的运动中逐渐成为弱势族群,退守至社会的边缘。然而,眷村父执辈们曾经历的家国破碎、身世飘零却转化为沉郁难遣的乡愁,延伸到眷村子女的身上。当眷村面临改建拆毁的命运,第二代眷村作家亦开始执笔为文,他们的青春记忆、身份认同都与“眷村”这个落地再生之“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随着年龄与视野的扩展,他们笔下的眷村文学也逐渐具有深刻的反思意味。同时,出于不同原因,眷村作家们在“文化身份”的认同方面也体现出不同的继承方式,朱天文、朱天心和苏伟贞笔下的眷村人物边缘性较为突出,身份认同在她们的作品中以历时性的方式加以呈现,更多表现为族群立场下“中国情结”的继承以及被动边缘状态下的“游移”。而在张启疆、张大春和骆以军的眷村小说中,眷村的文化想象空间较为多元和开放,其叙述重点已经不再是求诸于外的以文化符号召唤集体记忆,而是抛开族群、省籍从个人视野观照这段重要的历史,与内在自我进行深层次的对话。本文以“眷村小说”作为考察范围,选择“离散经验”和“文化身份认同”的角度切入,为“眷村文学”这一与时代历史密不可分的文学类别作一较深入的分析阐释,呈现“眷村文学”在沟通大陆与台湾文化认同融合方面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