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中国的银行伴随着外国银行资本的不断渗入而逐步发展起来。此时,国内传统的金融行业票号、钱庄等依旧活跃在市场上,并与本国银行、外国银行共同构成三足鼎力之势。尤其是辛亥革命后,本国银行迅速崛起,在政府的支持下形成较大势力。在这一浪潮的推动下,海外侨商也纷纷回国投资,作为新式金融机构的银行成为其不二选择。南洋一代糖王黄奕住先后辗转,回国后联合国内外商业人士,于1921年在上海创办中南银行,这也是我国最早的一家侨商银行。彼时,早已在北京建立的中国银行、中国交通银行、金城银行、大陆银行、盐业银行等依靠北洋军阀政府的力量,已在国内市场站稳脚跟。新兴的中南银行,聘请原交通银行北京分行的经理胡笔江担任总经理,负责具体营业事务。胡笔江联合金城银行、大陆银行和盐业银行成立四行准备库,共同发行中南银行钞票,形成北四行联营的独特经营模式。为了扩大中南银行的规模和影响力,总行决定1923年在汉口设立分行,与之前设立的天津、北京分行相呼应,形成一个有效运行的互动网络。汉口中南银行设立后,很快便融入到当地的金融市场中。汉口中南银行的经理为卓小梅,是官僚出身;襄理为钱乃嵘,钱庄出身,此二人由胡笔江总经理亲自任命。在对汉行的经营中,二人确实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但矛盾也在不断加深。汉行的经营模式与普通商业银行一致,但尤其侧重放款与投资业务。汉口中南银行在设立之初,按照当地的金融习惯,对汉口地区有威望的钱庄与富绅进行放款。但很快汉口受到上海金融风潮的影响,市面萧条,而汉口中南银行由于之前积极收回款项,损失较少。1925年受湖北官票风潮影响,汉行开始承担大量的直系军阀政府借款。由于国民革命在全国范围内不断壮大,革命军于1926年10月占领武汉,汉行的这笔放款也就无法如期收回。1927年1月,武汉国民政府成立后,首先发行整理湖北金融公债和财政公债,以期偿还旧政府欠款以及军阀欠款,汉行参与其中。但此时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政局紧张,宁汉分裂,武汉地区的金融业受到严重创伤。鉴于此,武汉国民政府财政部颁布了集中现金法令,上海总行宣布暂停与汉行的业务往来,并令其他分行也停止与汉行的经济交往,汉口中南银行便陷入孤立状态。此时武汉政府方面又不断调整经济政策,致使汉行损失惨重。同年9月,宁汉合流,现金集中法令也随之停止,汉口中南银行的营业也逐渐恢复并步入正轨。三十年代以来,汉口中南银行的营业可以说迎来了一个又一个的高峰,对企业的放款与投资也不断成熟起来。汉行对当地工商业进行放款,并对其抵押品进行投资。由于商业性质的放款以灵活资金周转为主,因此时间较短,强调快速周转,以获得利润。而汉行对企业的投资,则以抵押品为主,例如对汉口既济水电公司的股票投资以及轮船出租,实际上也以短期投资为主,方便快捷,有效吸纳闲散资金。在对官办企业的放款中,例如在1926年对湖北官矿公署的放款,一直拖延未还,长达十年之久,直到1935年,湖北政府当局以公债偿还。在这一系列过程中,可以看出地方政府与汉口中南银行之间的权利博弈。总之,放款与投资作为汉口中南银行的重要业务,一直是其经营的主体,汉行作为地方性分行,发挥自身的优势,提升影响力与信用度,以期实现分行与总行的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