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泰戈尔访华势必给知识文化界带来一定的冲击,关于泰戈尔的文学思想、社会活动的研究、论述、评价将会通过报刊媒介公布出来,再者报刊媒介也会对泰戈尔来华进行报道,这样也就会在公共领域形成一个泰戈尔映像。映像不是形象的直观描摹,而是泰戈尔在华的“总体留影”,这个“总体留影”包括中国人对泰戈尔的文学艺术思想、社会思想、政治思想、宗教思想的认知与评价,这种接受层面的认知与评价归结起来会在中国人心中结成一种有关人物总体评价的“映像实体”,1924年泰戈尔给中国留下的这个“映像实体”就是本文研究的目标对象。第一章对泰戈尔在华映像的总结,回答泰戈尔在华映像是什么这个问题,这一章直接指出泰戈尔映像主要表现为三副对立面孔,并分别对这三副面孔的实质和内涵进行了分析概括。泰戈尔的在华映像就是东方人、西方人,新人、旧人,科学主义者与玄学家这三组对立映像,这是对泰戈尔在华映像的实质和内涵进行的界定。第二章回答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在华映像这个问题,本章从当时的社会人文环境着手,认为当时参与泰戈尔映像建构的媒介和知识界人士都有各自鲜明的政治主张,他们用自己既有的政治思想来塑造泰戈尔,不仅如此泰戈尔本身就是东西、新旧、科玄的融合体,他在诗与国家政治之间徘徊,他自身的二重属性是其对立映像形成的内在原因。第三章分析了泰戈尔1924年访华之后映像的延续与变异,分三节分别对三副对立面孔的变化进行了分析总结,这种变化的特征是从鲜明对立变为客观理性的中立分析,显现出对立映像的缓和,并认为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是这种变化的成因。在1924年这个国家前途、民族未来风云变化的时刻,泰戈尔来华在媒介上呈现出来的投影同样反映了当时的中国人为中国未来的道路问题的忧思,当时的中国徘徊在东西、新旧、科玄的十字路口上,泰戈尔的在华映像也通过这三大透镜各自成像。本文的中心议题就是讨论泰戈尔作为一个诗人是如何被中国独具政治色彩的媒介以及政治色彩浓厚的知识团体建构的,也就是讨论政治话语对诗人的映像建构。结果表明,1924年二元对立的现实政治逻辑,鲜明的媒介派系构成,媒介内在的报道机制,以及泰戈尔自身文学、思想、人格等的二重属性,共同造成了1924年泰戈尔在华映像的对立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