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为何频繁换工?这是本研究要讨论的核心问题。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规模日趋庞大,他们的生活、劳动状况也日益受到关注。在诸多层面上新生代农民工表现出与其父辈迥异的特征,本文关注的是新生代农民工劳动生产方面的频繁换工行为及其导致的“短工化”状况。已有研究证明了这一趋势,而本文试图在田野中寻找解释。本文以LC市某工业园内的新生代农民工为研究对象,在个体化和劳动过程理论的理论视角下,运用拓展个案法、深度访谈的定性研究方法,考察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频繁换工并导致其进入“短工化”状况的影响因素。研究主要依照个体动因——劳动过程——劳动体制的思路展开和推进。因此,本文研究也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述:首先,个体化时代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频繁换工行动的个体动因。在对劳动意义和打工目的的认知上,新生代农民工相比劳动更加注重享受,打工也是基于个体目的,注重闲暇、经历、刺激与意义的追求;他们在个体身份认知上存在困境,试图通过消费等行为摆脱乡土身份并重新建构自己的身份。第二,工场之内生产政体因素与新生代农民工换工行为的关系。新生代农民工对经历的多数工作不满,并选择换工;他们在劳动过程中对资本的控制采取消极抵抗,对资本意识形态生产采取戏谑式消解,资本则以“淘汰”方式来解决控制难题,在上述境况下,劳动—资本间形成了“脱嵌型”雇佣关系。第三,在工场之外影响新生代农民工频繁换工行为的因素。新生代农民工在二元结构下处于劳动力市场的底层,主要进入非正规就业部门,并且短期用工模式和灵活雇佣制下就业的新生代农民工逐渐增多。除此之外,新生代农民工换工行动常常始于其“城市想象”和社会关系网络。最后,新生代农民工频繁换工导致的“短工化”状况,使其个体安全面临负面后果,此状况下,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化劳动生涯也面临困境与风险。通过研究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一是个体化进程中的新生代农民工对劳动意义和打工行动的认知已经与父辈不同,他们厌恶劳动之“恶”,注重打工生活中的享受并试图寻找刺激和意义;身份认知的困境导致了价值观的失衡,新生代农民工试图并通过消费行为来抗争“乡土”文化并重新建构自我身份;在客观条件限制下上述认知导致他们频繁通过换工来逃避现实,这种行动逻辑构成他们在劳动过程成的“主体性”。二是新生代农民工对资本的控制和支配表现出消极抵制,以“戏谑”的方式消解了资本意识形态灌输的目的,同时他们缺乏劳动契约保障和工作外社会关系网络支持,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工场中的“局外人”,劳动—资本之间形成了“脱嵌型”雇佣关系,提高了其辞职意愿和换工频率。三是新生代农民工处于二元社会结构排斥之下,缺乏制度身份和社会保障的庇护;主要进入的次要劳动力市场和非正规就业部门导致了他们工作稳定性的降低:短期用工模式和灵活雇佣制的兴起进一步加剧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短工化状况;另外,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想象和社会关系网络也对他们的频繁换工行为有影响。论文以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化劳动状况为落脚点,认为新生代农民工频繁换工和短工化的劳动模式型塑了其主要依靠个体奋斗的生存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