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是关于领袖人物在党和国家发展的四个关键时期说“不”的研究。毛泽东在创立新中国时说：“不骄,不躁”；邓小平在迎接改革开放全面深入时说：“不争论”；江泽民在跨入历史新纪元时说：“不能含糊”；胡锦涛在谋划科学发展时说：“不折腾”。毛泽东思想中有着许多说“不”的论述和观点。毛泽东在创立新中国时,面对着社会的大变革、社会各个阶层的角色大转换、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大调整、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大发展。毛泽东在胜利与凯歌声中进行了新的思考,他在1949年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两个务必”的著名论断：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不骄,不躁”具有丰富的内涵,它既体现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也体现了对军队和党员思想教育的客观要求,还体现了对历史发展具有前瞻性的科学预判。“不骄,不躁”是对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和党的优良作风的继承和发展,它不仅反映了共产党人对待人民群众的应有态度,而且反映了共产党人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特有风格,还反映了共产党人防腐拒变的坚强意志。我们在现实中必须弘扬“不骄,不躁”的精神财富,弘扬“不骄、不躁”中审时度势,勇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进取精神；弘扬“不骄、不躁”中尊重群众,依靠群众,为了群众的民主精神；弘扬“不骄、不躁”中谦虚、谨慎、艰苦创业的奋斗精神；弘扬“不骄、不躁”中实事求是精神。说“不”是邓小平一贯的思维方式和工作作风。邓小平理论中有多个说“不”的思想观点。“不争论”是邓小平说“不”的典范,“不争论”有着现实的方法论意义。“不争论”使人们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方式中解放出来；从固定的“分清敌我友,辨明左中右”的工作方法中摆脱出来；从改革之初的“畏首畏脚”、“不敢闯”、“不敢试”的工作作风中奋争出来。邓小平对“不争论”有着深刻的历史反思与深远的理论思考。“不争论”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历史经验的总结；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特殊历史时期的中国化成果；“不争论”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未来指明了方向。“不争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进程中具有伟大的实践价值,“不争论”是解放思想的护卫者；是改革开放的前行者；是共产党人实践精神的体现者。说“不”是江泽民的领导风格。“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有着许多说“不”的智慧。江泽民说“不”影响力最大的应是他在《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中提出的“不能含糊”的思想：一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一点要坚定不移,不能含糊。二是一定要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勇于追求真理和探索真理的革命精神,这一点也要坚定不移,不能含糊。“不能含糊”体现了时代的要求与江泽民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决心。面对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低潮,我们“不能含糊”；面对中国发展处于伟大变革的关键期,我们“不能含糊”；面对党的建设处于与时俱进的转折期,我们“不能含糊”。“不能含糊”有着丰富的科学内涵,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和教训证明“不能含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证明“不能含糊”；中国共产党发展的伟大实践证明“不能含糊”。说“不”是胡锦涛实力与气度的反映。科学发展观中有许多说“不”的辩证思想。“不折腾”是胡锦涛同志总结三十年改革开放经验教训时提出来的新词汇它的提出适应了时代与中国发展的实际。现实的中国,社会发展处于矛盾凸现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处于关键期,科学发展理念处于成熟期。“不折腾”内涵丰富,它承载着亿万人民群众的厚重期望；是科学发展观的应有之义；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它凸显了执政党治国理念的本质属性。正确践行“不折腾”的发展观,要求我们做到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科学、民主的决策；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坚持“全力以赴谋发展,一心一意奔小康”。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说“不”是共产党人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的重要方式之一；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动力；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