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主要研究明代北京地方志里的中医药相关记载,穷尽性整理了现存可见的北京最早的止明代的地方志材料中的医药相关记载,按照文化三层次分类对方志中的医药相关记载进行分析,重点分析提炼了明代中医药文化对明代儒学文化繁荣的助推作用与相互关系,并建立了中医药文化助推社会主体文化的“明代模型”。论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的研究是文献整理。通读了明以前的(元代)《元一统志·大都路》、《析津志辑佚》、《辑本析津志》3种北京方志,和明代的[永乐]《顺天府志》、[万历]《顺天府志》、《大明一统志·京师·顺天府》、[嘉靖]通州志略、[隆庆]昌平州志、[万历]宛署杂记、[万历]房山县志、[万历]怀柔县志、[嘉靖]隆庆志、[万历]永宁县志和[嘉靖]《西关志》11种北京方志,穷尽性收集这些方志里的涉及医药的记载,并按照字词涉及医药、内容涉及医药和思想涉及医药三种类型,对所收集的材料进行了梳理。第二部分的研究是文化分析。这部分的研究对所收集的涉及医药素材进行分析,探索了元代和明代北京方志里的医道、医术、医者、医政和疾病应对等情况。通过分析发现:元代的医道传播对宗教的依赖较大,而明代的医道则转向与儒学相通且互相促进;元代北京方志里的医术记载较少,它们通过解决百姓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而流传下来,而明代北京方志对具体医术的记载几乎没有,反而记载有健康相关的民俗习惯;元、明代北京方志里的被记载的医者首先是官员,被记载的事迹也主要是做官的事迹而并非他们的医疗活动;对元、明两代的老百姓来说,疾病都是致死的主要威胁之一,当老百姓受到疾病威胁时,他们所采取的一种“割肉奉亲”的偏激的自我救治行为常被方志记载下来,方志作者和当时的统治者认为这种行为是值得褒扬的。第三部分的研究是探索建模。这部分主要研究了明代北京方志里记载的中医药文化和当时社会主流文化的关系,发现儒学文化主导着明代北京方志里的中医药文化,而中医药文化反过来也帮助儒学文化诠释其治理国家的理论。甚至,在“割肉奉亲”这一错误的推广上,是主流文化绑架中医药文化合谋的结果。在这一部分里,作者尝试设计一种以中医药文化助推儒学文化复兴的“明代模型”,该模型提炼了明代中医药文化助推儒学文化复兴的经验,也对防止助推中合谋犯错的风险有所预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