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的快速增长也伴随着我国债务杠杆率的迅速提高,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之后,我国出台“四万亿刺激计划”,推动了全社会债务杠杆率进一步攀升。债务杠杆率与经济增速的变动反映的是我国经济结构、增长动力与货币金融环境的变化。众所周知,适当的债务杠杆可以有效促进经济的发展,但当债务杠杆率过高时,则会成为经济发展的负担。因此,为实现债务杠杆的优化调整,自2015年以来,我国政府先后出台了多项调控措施。与此同时,全社会债务杠杆率仍居高不下,继2018年出现小幅下挫后,2019年又再度攀升,并且再创历史新高,债务利用效率的降低和分化问题日益凸显。债务杠杆的动态变化对宏观经济与微观主体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债务杠杆率变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货币金融体系的波动,因此,货币政策的选择对于债务杠杆率的调整尤为重要。但国内外的调控实践证明,传统货币政策对债务杠杆率的调整面临着两难,具体表现为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会加速债务规模的扩张,从而累积债务风险。而如果货币政策持续收紧,则可能引发流动性紧缺,造成经济增速的进一步下滑,甚至引发“债务——通缩”。如何处理好货币政策在“稳增长”与“控杠杆”间的权衡关系,通过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同步调整,尤其是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突破口进行货币政策的选择,以达到促进供给与需求相匹配的目标是债务杠杆调整中货币当局应关注的重点议题。有鉴于此,本文的研究旨在基于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以债务杠杆效率的优化为目标,系统研究我国债务杠杆率的调整与货币政策选择问题。通过研究中国债务杠杆率的经济影响效应与影响因素分析了我国债务杠杆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与杠杆率形成的驱动机制;通过研究传统货币政策对债务杠杆率的影响效应,指出了我国传统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基于结构性改革视角研究了我国金融体系“流动性分层”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对债务杠杆调整阶段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影响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最后结合论文的研究结论,对债务杠杆率调整与货币政策选择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本文的核心研究内容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本文以中国债务杠杆率的演化进程及货币金融体系的现状为分析起点,从历史角度分析了我国“高杠杆”的形成。系统梳理了每个阶段的债务杠杆率变动背后我国不同经济主体负债活动的发生、发展与当时所处的经济、社会、政策环境。着重分析了当前我国所面临的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由于债务杠杆的攀升和波动会影响到金融体系的稳定,因此,对货币政策进行定性判断的参考指标应考虑债务杠杆的运行趋势与驱动因素。针对我国货币金融体系的发展现状,分析了我国货币政策所面临的困境与挑战,并指出“稳杠杆”对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更加突出,现阶段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主要体现在能够稳定杠杆率的增速、抑制其过快上涨的势头以及提升债务资本在不同部门、不同区域的配置效率。第二,论文分别从经济增长数量和经济增长质量两方面对我国债务杠杆率与经济增长的互动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从而为不同实体部门、不同区域是否具备加杠杆的空间提供政策依据。对于债务杠杆率的经济影响效应,论文构建了VECM模型从分部门角度研究了实体经济债务杠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我国不同部门债务杠杆水平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刺激效果具有显著差异,政府部门和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杠杆水平的提升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影响效应,并且政府部门的债务杠杆水平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刺激高于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杠杆水平对经济的影响,而居民部门的债务杠杆水平提升对经济增长具有负向刺激效应。随后通过嵌入空间计量分析的索洛余值核算方法,对我国31省市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我国不同区域间存在投资效率的差异。进一步通过构建面板模型研究了全要素生产率、间接融资比重、人均GDP、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对外开放程度及研发投入等因素对于东、中、西部地区债务杠杆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不同区域的债务杠杆率影响因素各不相同。全要素生产率、开放程度、产业结构对债务杠杆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其他因素对不同区域的债务杠杆率的影响则产生了分化,这说明我国三大区域经济发展分属不同的发展阶段。因此,对于债务杠杆率的调整应具有空间思维,并进一步明确了我国债务杠杆优化调整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第三,研究了传统货币政策对债务杠杆率的影响效应,并分析了我国传统货币政策在债务杠杆率调整中传导机制不畅的主要原因。关于该问题的研究,首先构建了理论模型,分析了有利于债务杠杆率调整的货币金融环境。随后通过构建VAR模型研究了包括我国全社会债务杠杆率、全要素生产率、利率和汇率四个变量的影响机制。实证结果显示,利率在其变化的初期,对债务杠杆增长率带来正向刺激,并逐渐减弱,直到第5期转为负向刺激,于第9期附近达到负向最大刺激,随后逐渐减弱;汇率对债务杠杆率的刺激效果并不明显,大约在第4期呈现负向刺激效应,但这种冲击始终比较微弱,并在随后的时期内一直保持负向冲击;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确实能够起到降低债务杠杆率的作用,因此货币当局应密切关注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变动趋势。上述实证结果说明“去杠杆”任务提出以来,我国传统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受到一定的阻滞。论文进一步从“影子银行”对货币调控指标的影响、微观主体对货币政策变动的敏感性、同业监管引发的流动性分层等方面分析了传统货币政策有效性弱化的原因。第四,有鉴于传统货币政策调控效率的弱化,本文对我国金融体系的“流动性分层”问题进行了理论建模与数值模拟,研究了其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并对“去杠杆”以来我国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重点研究了常备借贷便利、中期借贷便利、抵押补充贷款对债务杠杆率的影响效应。TVP-VAR模型实证分析显示,常备借贷便利、中期借贷便利以及抵押补充贷款三种结构性货币政策对我国债务杠杆率、经济增长均有显著影响,其中,抵押补充贷款对“控杠杆”与“稳增长”的刺激效果最好,其次是中期借贷便利,但需要注意的是,从长期来看,中期借贷便利对经济增长将会产生负向效应。常备借贷便利未能起到“控杠杆”与“稳增长”的效果。因此,货币当局应当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上有所权衡。最后,论文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分别从债务杠杆率的调整与货币政策的选择两个方向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债务杠杆率的调整方面:一是应以市场化改革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方式去杠杆,坚持经济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与动力变革,在货币金融领域应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对于全要素生产率较高的部门和区域,要充分释放其经济增长潜力,而对于落后产能,应尽量通过债务重组、债务置换等方式进行债务杠杆率的调整。二是应尽快构建基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债务杠杆管理评价体系,债务杠杆管理框架下的评价体系中应纳入我国不同区域的债务杠杆率影响指标,基于经济质量提升的基础上把握债务杠杆率的调整与优化。三是推进我国多渠道融资体系的建设,资本市场供给侧改革是金融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应加快完成社会资源产权的市场化确定,改善现有新三板及区域股权交易市场交投清淡的现状,加强区域性股权投资基金的发展。同时,进一步完善银行体系的建设,发挥民营银行的差异化特色,以金融科技为主要抓手拓宽金融的服务范围,开展多元化的金融服务。通过多渠道的融资体系实现提高经济领域微观经济主体直接融资比重的目的。四是通过强化宏观审慎管理,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体系,通过实施规则监管、分类监管与科技监管相结合的模式,探索与我国债务杠杆率调整相适应的监管方法与风险处置机制。货币政策选择方面:一是把握调控的力度与节奏,为债务杠杆率的优化调整创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在关注债务杠杆率总量变动的情况下,货币当局还应关注各部门债务可持续性的差异,应尽量实现微观主体收入的上升速度大于其债务的增长速度,防止利率的快速上升加重实体经济部门的债务负担。二是构建多目标与多工具的货币政策框架,通过打造规模适度、结构合理、操作灵活、风险可控的多工具调控体系为我国货币政策的选择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利率走廊机制的建设,央行应通过基于经济金融形势与流动性的判断确定目标利率,并展开相应的公开市场业务操作,以降低实际贷款利率为目标缓解实体经济各部门的债务压力。四是应以结构性货币政策配合公开市场业务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扩大结构性货币政策所覆盖的金融结构范围,加强央行与市场的信息沟通,持续完善预期管理制度。五是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通过货币政策的实施确保流动性能够进入实体经济部门,通过探索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机制实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调整的目标,从而通过做大债务杠杆率指标中GDP分母的方式实现债务杠杆结构的优化调整。